历史上华人移民的真实形象（早期移民美国的华人）

本文目录一览：

• 1、华人移民的历史从何时开始,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 2、概括近代美国华人移民的特点
• 3、华人移居美国，至今一共经历了几次移民浪潮？
• 4、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移民现象
• 5、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
• 6、华人的移民史

华人移民的历史从何时开始,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历史上的华人移民主要是去往东南亚和美国。

1、明末时期移民东南亚。明末战乱导致大量移民东南亚，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据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2、1868年美国和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第五条款规定华人愿常住美国或入籍，皆须听其自由不得禁阻。这为美国来华招揽大量华工开方便之门。1851年，加州已有2.5万名华人，1870年全美就增加到6.3万人，全在西海岸。1880年有6000人抵美，1881年这个数字就增加了1倍，1882年增加了4倍。

概括近代美国华人移民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海内外相关政策的改变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由中国大陆出国定居的新移民约有100万人，其中有不少人到了美国。 与过去的老华侨相比，这些新移民有着自己的特点。研究新移民对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工作，把侨史研究引向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美国被人们称之为“移民之国”。根据弗农·M ·小布里格斯提供的资料，1924年到1965年，每年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有19.1万人。1966年到1981年，每年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有43.5万人。但在1978年至1980年间，每年大约有54.7万移民合法进入美国，几乎是1965年以前入境移民的三倍〔1〕。因此， 外来移民又一次对美国总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

谈论近年新移民潮和不同国籍移民的学者、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一般视1965年移民法为美国移民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他们指出，自1965年以来，西班牙人、东南亚人、中东人和加勒比海移民在移民统计数字中占主导地位。例如，1979年主要的移民输出国都来自第三世界，这说明自从1965年以来移民的来源发生了变化〔2〕。在亚洲， 主要的移民输出国为中国（包括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日本、菲律宾、朝鲜和印度〔3〕。而中国移民构成了亚洲移民的最大部分〔4〕。

本文试图探讨1965年移民法对美国华人的直接影响，并用在英国和美国所接触的资料，说明华人新移民和老移民有什么不同，进而阐述中国新移民对当代美国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新移民的人口特征

1965年以来，美国唐人街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1965 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的颁布。 在过去的150年里，美国实施了几项影响中国移民的政策。首先，1850年至1882 年所谓自由移民时期，中国移民作为一种廉价劳动力而受到欢迎。但继这个时期之后美国便排斥与限制中国移民。1882年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使除了某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配偶、已成为美国公民的未成年的孩子、教师、牧师以外，其他人都不允许进入美国。后来美国对这个法律进行了修正，使该法成为具有限制性的法律。直至1965年，美国才颁布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移民法〔5〕。1965年移民法提供了每年17 万移民的最高数字，这些移民来自整个东半球；美国给每个国家每年颁发的签证是2万人。允许西半球独立国家12万移民进入美国。这17 万移民被分成7种类型，每种类型有一定的比例。（1）成为美国公民的未婚子女3.4万人，占20%；（2）永久居民的配偶、未婚的子女3.4万人，占20% ；（3）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如科学家、艺术家1.7万人，占10%；（4 ）美国公民的已婚的子女1.7万人，占10%；（5）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4.08万人，占24%；（6）熟练和非熟练劳工1.7万人，占10%；（7） 难民1.02万人，占6%。1965年移民法对近亲（包括配偶、未成年人、 未婚的孩子和成年公民的父母亲）没有人数上的限制，允许他们到美国访问或从事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活动〔6〕。

1965年通过的美国新移民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的法律，对中国移民的人口、地理范围、性别比例以及技术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新移民法第一次像对待其他国家移民一样，平等地对待中国移民。因此，许多中国移民又一次蜂拥而至美国。一般认为，1980年定居美国50个州的中国移民有806027人，中国人在人数上超过了日本人，成为美国最大的亚洲人群体〔7〕。但是，根据石山·亨利·蔡的研究， 1980年美国华人总数已超过100万〔8〕。1990年美国人口统计，在美华人已达164.5万人。在最近20年里，每年到达美国的中国移民为2万至3 万之间〔9〕。 1996年11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华侨华人研究国际学术大会上，著名的美籍华人教授沈已尧先生告诉我，现在美国华人估计有220万人。

今天中国移民来源于许多不同的地方：包括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多数移民具有城市背景。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视他们自己是比较有教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新思想或鉴赏力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香港至少生活一个时期（他们的父母来自中国大陆的城市地区），一些人出生并在国际性的城市里长大。他们认为，老移民是来自旧中国农村地区、举止不文雅的“乡巴佬”，许多老移民的身份是中国农民，他们在移居美国之前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于这些新移民〔10〕。

根据1980年人口统计，中国移民绝大多数定居在城市。最大的集中地为纽约--新泽西、旧金山地区，每个地区的中国移民超过10万人。其他城市和郊区，中国移民的比例也较高。在洛杉矶，1970年至1980年中国移民增加了129%。与增加37%的整个人口相比， 圣地亚哥的中国移民增加了139%。大约97 %的美籍华人住在城市地区：其他城市包括休士顿、芝加哥、波士顿、达拉斯、西雅图、圣约瑟、底特律、费城、凤凰城、华盛顿、檀香山、萨克拉门托等城市。拥有4000中国人居住的城市有：斯托克顿、加利福尼亚的安纳汉姆、夫勒斯诺、俄勒冈的波特兰、迈阿密-劳德代尔堡、巴尔的摩。中国移民人口在农村地区只是适度地增长〔11〕。

1945年以前，唐人街只有很少的妇女和儿童居住，其人口主要由男性暂居者构成。1945年以来，随着华人“战争新娘”之流入美国，唐人街的华人女性逐渐增加。但是，只是在1965年以后两性数目不平衡才降低。1960年美国华人男女性比是2∶1。1980年美国华人男女性比大体平衡〔12〕。

不像19世纪早期“隐名的和无名的”中国移民，现代美籍华人在各自的领域颇有造诣，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承认。如：新闻报道者、美国广播公司的康尼·春，参议院议员海勒姆·冯，共和党人活动家安妮·谢诺尔特，著名的加利福尼亚政治家马奇·冯·尤，滑冰冠军蒂法尼·钦。不像早期来自农村讲乡音的广东人，许多新移民受过良好的教育，说标准的普通话并带有不同的台湾话和上海方言〔13〕。

新移民潮包括来自香港家境特别富有的人。由于殖民地不安定的生活，他们远离自己的居住地。由于香港的便利条件，使得一些人得以在唐人街进行地产投机活动和开办各种现代化的企业〔14〕。

二、新移民的经济特征

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为美国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扩大了就业范围。1970年，受雇的20%的华人男性每年薪水1万英镑， 即不到美国人平均工资的25%。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到了相当的提高。经营洗衣业、餐馆业和杂货店是美国华人传统的职业。今天这些职业仍然重要。但是美国华人也进入其他工作领域。例如，根据1970年纽约华人职业分布统计，36%的华人男子从事服务性行业，43%的华人在专门和技术领域工作，19%的华人男性充当其他劳动力。这种职业分布与1985年的情形基本相同。纽约华人主要就业范围，包括从事餐馆业、服装业、杂货店以及做其他生意，新移民占有很高的比例。1985年，该城大约有5万华人从事华人的传统职业，其他白领工人是第二个最大的集团。 这些白领工人虽然生活在唐人街社区，但大多数与唐人街没有多大联系，这些新移民在唐人街社区以外做牧师和其他白领工作，包括当医生、会计、律师和新闻记者〔15〕。许多华人仍从事非技术性的手工职业，见下表〔16〕：

华人在美国的职业分布（1970）（百分比）

职　业　 男　性 女　性全　部

专门职业和技术工人 29.9　19.4　26.0

经理和管理者　 11.1　 3.5　 8.3

售货员　4.1　 4.4　 4.2

牧师9.2　30.9　17.2

工匠和工头　5.7　 1.1　 4.0

工人，包括运输工人　10.6　24.9　15.9

劳工，除开种植劳工　 3.1　 0.8　 2.2

农民和农场经营者0.4　 0.2　 0.3

农业工人和工头　0.3　 0.3　 0.3

仆人的职业，除开私人家仆25.2　12.1　20.4

私人家庭工人0.5　 2.2　 1.1

1970年，有25.2%的美国华人男性新移民在干洗衣和餐馆工作；在西部做家仆曾经是华侨的普遍职业，现在几乎消失了。这些职业吸收了大量的不讲英语的移民，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新移民被迫从事低收入、工作条件恶劣的工作，特别是在唐人街。据1970年统计，这些职业构成了没有上初级学校的、16岁的华裔移民的23%，43%的人每年挣得的收入4000美元不到〔17〕。

唐人街社区新移民的企业活动不同于1965年以前的老移民。一些新移民除了从事传统的华人企业如餐馆业、礼品店、杂货店和洗衣业以外，也经营旅行社、簿计室。办服装工厂现在是唐人街华人的主要职业。1985年纽约500家服装工厂的大多数集中在唐人街社区， 由新移民控制。新移民不仅控制了服装工厂，而且控制了洗衣店、书店和某些唐人街社区的华人餐馆，而老移民垄断了许多洗衣店的支店和广东人办的餐馆〔18〕。

许多新移民通过利用家庭成员组织并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在这一点上与老移民不同。在老移民中经营家庭公司不太普遍，而纽约唐人街的许多家庭公司是由新移民家庭操办的〔19〕。家庭公司对于新移民找工作非常重要。新移民除了靠家庭办公司就业以外，还有获得工作的其他途径，如：通过朋友网，各种家庭和校友协会，雇佣和社会服务代理处。虽然许多新移民不得不做工价低廉的工作，但事实上，如果一个新移民愿意作粗活，他在唐人街是容易找到工作的〔20〕。

自从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的新变化在于，获得工作有了新途径，即通过社会代办处、新协会和各种商业雇佣组织得到工作。1965年以前许多美国华人是在唐人街社区工作，而今天美国华人新移民较多的工作是在唐人街社区以外，因为歧视减少了。他们的教育背景，使得许多新移民能够找到这种职位〔21〕。

1965年移民法不仅历史性地改变了在美华人男性和女性不平衡现象，而且也提高了美国华人妇女的地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妇女依附于男性，因此，中国妇女从出世到死就被置于男性的控制之下。从父亲到丈夫到儿子，中国妇女按部就班地依附于男性。中国传统原本只强调妇女做妻子和母亲的作用，这就表明妇女的地位以及经济谋生依赖于男人。即使是在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还是如此。但是，自从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65年以后，这种僵化的思想受到挑战。随着华人妇女地位的上升，1970年51%的华裔妇女在工作〔22〕。1981年在旧金山20条街的唐人街有146家服装店；这些服装店雇用了大约3500名华人妇女， 生产了旧金山50%的服装。与唐人街的服装工人相比，数千名美籍华人妇女在过去20年里已进入赚取高工资的劳工市场。她们的教育背景、德行、勤奋工作是导致她们获得社会、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华人妇女医生、教授、药剂师、公司经理、会计、图书管理员、实验室研究员以及其他的人，成百地从美国名牌大学拿到博士、硕士学位〔23〕。

美国唐人街的服装工人和这些取得成功的妇女都不能代表美籍华人妇女的大多数，但却是现代美籍华人妇女在这两个群体中的大致轮廓。1970年，有58%的18至24岁的华裔妇女入学，31%的25至34岁的华裔妇女从事专门和技术工作。但是，职位和薪水未能总是与教育学识相一致，华裔妇女仍然作为中国人和妇女而遭受歧视。尽管在1970年有23%的华人妇女从高等院校毕业，但只有13.3%的人一年可挣得1 万美金的薪水，而28%的大学毕业的白人妇女和34%的黑人妇女达到了这种收入水平。没有获得大学文凭的华裔妇女，许多人只能做档案职员、公司收发报员、打字员和从事其他低收入的工作。虽然60%的华人家庭做两份工作，但只有51%的人达到了美国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属于中等家庭收入的人在1970年只获得10610美元；美国人的平均工资一年是9590 美元〔24〕。

许多专业技术人才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丁肇中博士1976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时年仅39岁〔25〕；美国著名的经济财务Forbes杂志调查公布1982年美国豪富名单15位，旅美华侨王安博士跃居第5，美联社并推崇他的事业起程， 是从一家中国人办的电子工厂中担任工程师开始的杰出人物〔26〕；郑国材是第一位做人造心脏手术的的中国人〔27〕；王赣骏博士是第一位华裔太空人〔28〕；贝聿铭是著名的建筑师，1983年曾获得普利克奖（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他的知名设计包括华府的国家艺廊东厢、休士顿的德州商业大楼、香港的中国银行及北京的香山大饭店〔29〕；在化学方面，李远哲于1986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30〕。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来。

谈论1965年以后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不能不注意到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社会的情况。在美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中国留学生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受聘于美国各大金融贸易公司的中国留学人员，大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从事各种诸如律师、会计、经纪人、房地产商等专业性工作。在1993年到1994年间，仅美国摩根银行香港分部所雇用的中国留学生就达20多人。而理工科专业中国留学生，不但成为美国科技领域里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广泛地进入了美国实业界。三大汽车公司、波音飞机的制造公司、杜邦化学公司等，到处是几年前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更有人说，如今美国人要想到IBM去工作的话， 都不得不先学中文，因为在那里工作的人大半是中国人，不是来自大陆，就是来自台湾〔31〕。中国留学生之所以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一是凭藉他们的聪明才智，二是靠进取精神。

三、新移民的政治特征

在政界，华裔只是最近才初露锋芒。许多新移民愿意运用美国人的政治方法。他们有时通过新协会聚集在一起，讨论华人参政问题，以提升华人的地位。这种政治活动是唐人街社区的一种新的特色，它意味着对老移民政治信仰和行为的一种改变。

新移民和老移民的一个主要不同是，他们组织并利用了各种协会。简单、传统的权力结构不适合解决新移民的问题。1965年前建立的协会主要是为了满足单身老移民经济、社会和感情上的需要，其成员主要以传统血缘关系和朋友纽带、区域来源、家庭姓氏、相同方言为基础，传统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总的说来是为社区讲话，不熟悉美国社会，许多领导人甚至不讲英语。许多老移民对美国政府的任何帮助不感兴趣。他们愿意与讲同样方言的人交际，通过各种协会寻求经济和情感上的互相支持。一些老移民主要对他们家乡和姓氏协会管理的葬礼感兴趣。

新移民认识到传统协会的不足，便组织了新协会，运用了社会服务组织。唐人街社区由今天的三个协会协调：传统的、新的和现代社会服务组织。许多新移民从中文书籍和报刊上了解到美国政府和纽约唐人街社区的工作信息。新移民倾向定居于城市，富有进取心；他们在寻求有关他们新生活的信息方面是勤勉的。新移民从唐人街各种有效的社会服务组织中的亲戚和朋友那里获得了很多信息。现代社会服务处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并与美国社会有联系，能给新移民以帮助。

许多新协会和社会服务组织在引导新移民熟悉美国习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帮助新移民找住房、工作和办医疗保险，在移民和美国社会中起了媒介作用。这些协会的领导人往往是新移民，他们熟悉美国社会工作，是有才能的社会工人。一些人作为职业社会工人、社区发展者和自愿者在唐人街社区工作，无论怎样，属于新协会或利用社会服务组织的新移民分明对参予较大社会的财富分配发生兴趣。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避开冲突，许多新移民愿意利用美国人的方法如罢工、请愿和示威，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在这个国家通过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报纸学到了这些方法。尽管新移民把唐人街社区作为一个如同老移民所传播传统文化的阵地，但他们热衷把华人种族作为一个形成利益集团的群体。由于老移民生活在强烈的反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时代，他们感到与主流社会的任何亲密联系将导致麻烦，于是便使他们自己隔离美国生活的主流。许多新移民不想使他们自己隔离美国社会，相反，他们视他们的社区为融合城市和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

当然，新移民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一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对美国产生迷惑；而另一些人受教育不多，不熟悉美国社会政治。但是，与老移民相比，有意义的是较多的新移民有知识，参与美国政治过程，这部分是由于作为一个群体的新移民比早期移民受到更多的教育。新移民不仅认识到他们必须组织一个联合其他种族的统一战线，而且渴望与其他种族群体合作，为争取平等权利和正义而斗争。新移民领导人寻求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联盟，特别是寻求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遭到同样歧视的其他亚洲人的联盟。有政治抱负的公民参与城市和州的各种职位的选举。一些新移民与第二代华人一道，帮助社区采取集中政治行动，如1983-1984年反对在唐人街建监狱的斗争。近年来，唐人街现代社团组织成功地迫使唐人街的各种政府组织雇用更多的美籍华人〔32〕。

许多美籍华人除了参加本种族的分会、俱乐部和协会以外，还将社交的圈子扩大到本种族以外。一些华人积极参与美国政治。如余江月桂曾三次连任美国加州州务卿。陈香梅、赵小兰、甘敏才、吴仙标、董锦波、谢国翔，胡绍基、赵光华以及法官伍元天、谭碧文、刘万昌等，都是七八十年代华人参政的代表人物。据白宫有关人士估计，目前在美国联邦政府中担任高职位的华裔已将近100人。

华人要求机会平等，增强种族意识，对旧金山华人团体如华人文化基金会（1965年建立）、中西文报（1967年创刊）的创办产生了影响。许多其他社区也成立了华人俱乐部。已经美国化的中产阶级华人的政治行动，导致了以旧金山为基地的“华人正义行动组织”（1970年建立）和以华盛顿为司令部的“美籍华人组织”（1973年建立）的形成；这些组织利用政治和合法途径捍卫美籍华人的民权，并通过传播媒介与对华人形象一成不变的观念作斗争。许多美籍华人通过参加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反越战争运动参与政事〔33〕。这表明美国华人参与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四、新移民的文化适应

早期美国华人习惯于一种复杂结构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制度。当只有少数家庭存在于美国时，当与白人作斗争的任何行为受到控制时，这种价值观念不能完全在美国土壤上重建。他们设法通过保持沉默、以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态度在受压迫下幸存下来。但是他们的后代的思想不是僵硬的，他们倾向接受和模仿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问题并引起冲突。文化适应时常被描绘成一种单向过程，认为不同肤色的各种族群体被迫放弃自身的文化。实际上，华人年轻的一代感到他们的忠诚是双重的。正如钱宁指出：在海外长期生活的华人，“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改变过去使用的语言，改变父母所起的姓名，甚至改变自己的国籍，但就像改变不了自己的肤色一样，他们难以改变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中国，无论从时间和空间的相隔多么遥远，总是一片能牵动思绪、掀起内心波澜的土地”〔34〕。他们仍以自己的血统和传统文化而自豪，如果他们反对父母亲和长辈的愿望，便感到愧疚。但是他们也认识到，为了获得成功，必须适应美国人的习惯和价值。他们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已婚的华裔子女一旦能自立，便离开了他们的父母。

当华人孩子进入白人学校，当成年人希望与白人进行交往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不得不讲英语。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很快拒绝在家里讲中文，而第一代许多人几乎不说英语。安排的婚姻大大消失，虽然一般孩子要请教父母。尽管父母强烈不同意，仍有很多华人子女是混合婚姻，与白人或日本人结婚。1974年华人子女与白人结婚的比例为25%；与日本人结婚的比例大约是47%〔35〕。

至于华裔妇女，年轻的寡妇被允许第二次结婚。使她们吃惊的是，离婚和重婚被认为是毫不奇怪的。虽然华裔妇女几乎不赞成吸烟、饮酒和暴烈的公众行为，但她们羡慕自由，像美国人一样享有财产权。她们尤其喜欢美国人爱和婚姻的观念。文化适应美国的华裔妇女，如果没有父母亲的安排，坚持拥有爱和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36〕。

中国人过去不喜欢美国人的许多特点，但现在不同了，进取、个人主义、易动、努力自治、自我满足、对孩子的放纵等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已为华人所接受，他们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如果自己受了委屈，便可诉诸法律保护。华人子女简单地视自己为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较少遭受任何严重的种族歧视。但是，除了过春节、吃中国饭以外，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仍然被保留下来。许多华人的孩子在学校往往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这些华人孩子在美国除了接受正常教育之外，还到私人开办的中文学校学习。这些中文学校似乎部分地受到保护。

有人说美籍华人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文化，但是没有完全合而为一。他们的肤色和长相与美国人有明显区别，他们仍然遭到各种微妙的歧视〔37〕。例如，1982年6月12日晚，在美国出生的27 岁的华裔制图员文森特·陈带三个朋友在酒吧庆祝他即将举行的婚礼。43岁的汽车工业失业工头罗纳德·埃本斯误认为陈是日本人。他在询问了陈并大闹了酒吧以后便离开了。那天晚上以后，埃本斯和他的23岁的继子迈克尔·尼采又在一个快餐店漫骂陈。他们等陈离开，在尼采抱住陈时，埃本斯用棒球棒猛击他的头部，陈在四天以后就死去了〔38〕。1989年夏，在达拉斯市读书的一个姓梅的中国女留学生，深夜打完工回家时，在路上被人杀害。1994年2月28日晚， 一个在纽约州一所大学学习的来自广西的姓王的留学生，在一家中餐馆打工时，被两个进店抢劫的黑人青年开枪打死〔39〕。

的确，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取得了成功，或者说他们在美国生活的各自领域出了名。但是，即便最成功的华人仍然受到歧视，一些美国人与中国人谈话时流露出瞧不起中国人，开口便说“你的英语讲得怎么样？”黛安娜·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看不见的美国中国人”一文，总结道：“因为我们的黄皮肤和杏眼睛，我们仍然没有融合到主流社会中去。从排华法案以来，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摆脱种族歧视。”〔40〕

以上通过对新移民人口、经济、政治特征以及文化适应的分析，说明华人新移民远不同于老移民。新移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不能简单地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的城市来源与家庭成员的帮助，是他们在新世界创立新生活的重要遗产。许多新移民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受过专业训练。不像早年移居美国的老移民，新移民更愿意去实现他们的“美国梦”。但是，这些新移民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他们的适应类型不同于那些老移民。　新移民也是1965年移民法的受惠者。新移民比老移民在唐人街以外有更多的接触，开始和白人中产阶级相互影响，一些人生活在白人中间并与白人共事。政治上，新移民比老移民更关心他们的权利，他们逐步地参与美国政治生活。虽然华人日益被美国所接受，但某些障碍依然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机会。许多新移民仍然不得不依靠种族纽带。开办餐馆、服装行业、杂货店仍然是新移民的主要职业。但是，目前华人企业的人数、规模、管理方式及组织远不同于过去。老的暂居者倾向暂时留在美国，赚一些钱，然后回到中国。打算在美国长期定居的新移民比老移民通过企业成绩获得经济成功更有决心，他们的生存方式是企业家式的。新移民在跳出美国种族樊篱的同时，在使主流文化丰富多彩、产生活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新移民在今天的社区中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如帮助解决家庭分裂、协会争端、老龄人问题、住房短缺和拉帮结派等问题。新移民创办了兴隆的企业，丰富了唐人街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生活。新移民逐渐将保守的、非政治性的社区变为具有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充满活力的城市飞地。

参考链接：

华人移居美国，至今一共经历了几次移民浪潮？

这个问题我知道。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根据2018年美国联邦公布了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为止，亚裔美国人已达2141.92万人。其中华裔最多，超过508万人，首次突破500万大关。

第一次移民浪潮

实际上，华人大批定居美国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了。自十九世纪30年代中国人移居美国始，此后少数中国人陆续前往美国谋生、流寓。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大批华人开始移入美国，到1851年，涌入加州的华人已达2.5万人。十九世纪60年代，美国修建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急需劳工，特地派人到中国招募华工。1868年，清政府派蒲安臣使团前往美国，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允许美国在华招工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该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愿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便，不得禁阻。该条约还规定两国可在对方国互设外事机构。1870年，美国华人数量增长到64,199人，到1880年，激增至105,465人。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早期抵达美国的华人多数聚居于同一个地方，这种居住地一般都带有中国特色。如在城镇，一般被称为“小广州”、“小中国”；在矿区、工地或村镇，一般被称为“中国营”(ChinaCamp)或“中国里”(ChinaAlley)。其实，华人还是喜欢自称“唐人”，喜欢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1853年，美国报纸的报道中第一次出现“唐人街”(Chinatown)字样。不过，那时候的“聚居地”不是街而是区，只不过老华侨和新移民都习惯将整个地区称为唐人街，也有华人根据英文Chinatown翻译为“中国城或华埠”，但是都不及“唐人街”这个既传统又亲切的名称。“唐人街”就是美国华人社区的一个缩影。

1870年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失业率猛增，民间排华运动日益严重，一些奉行“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政客为迎合选民，乘机抨击华人。1879年，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排华法案，规定到美国的船舶中每船只能载十五名华人，不过该法案被总统以有悖于中美现行条约而否决。1882年，美国总统正式签署国会通过的排华法令(The Chinese Restriction Act)，该法令主要内容为：十年内停止接纳华工；在美华工离美，须到东海岸登记取证，作为返美的依据；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不得接受中国人为公民；到美华人需凭美国驻华使领馆的签证。

两年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一项对1882年排华法令的修正案，扩大了华工的范围，如小商贩、渔民、洗衣工等，并规定华工从美国回国后要返美，必须在中国得到美国使领馆的签证，但是美国驻华使领馆可以拒绝签发回美证件。

1888年，美国大选年，政界为迎合民间排华情绪，国会通过更严厉的《斯各特法案》(Scott Act)，规定：在美华工一旦离开美国，不许回美居住；暂时回中国的华工也不许再回美国。

1892年又值美国大选，国会再次通过针对在美华人的《基瑞法案》(Geary Act)。主要内容为：所有在美谋生的华人均属非法入境者；他们必须在一年内领取居留证，否则将被驱逐；1882年的排华法案再延长十年。190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无限期延长排华法令的议案。

当时清朝政府正值内忧外患，伊犁事变、安南事变、日本吞并琉球，自顾不暇，根本无力保护旅美华工。

尽管美国政府的排华法令中断了美国华人社会的迅速发展，不过期间还是允许包括华人商人、留学生、政府代表等进入美国。根据邢必昂的《1850—1990 年的移民法律和亚裔的再整合》记载：至1940年，美国华人总数为106,334人，与1880年基本持平。从1880年至1940年60年间，总共只有15万华人通过各种途径入境，平均每年约2500人。

第二次移民浪潮

二战期间，尽管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都是轴心国，但是美国并未立法严禁这三国的人民移民美国，只有华人最受歧视。美国人转而开始同情中国，是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由于当时多数美国人分不清中国人与日本人，于是在国会山庄跑新闻的华文记者，都在胸前别一张“我是中国人”的识别证。销量很好的《生活》杂志，特别刊出中国经济学家翁文灏和日本军阀东条英机的照片，告诉读者如何辨别中国人和日本人。1943年2月，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后，众院移民委员会随即举行废除排华法案听证会，小罗斯福表示支持。众院和参院先后通过废除排华法案，1943年12月17日，小罗斯福签署生效。历时六十一年、臭名昭彰的排华法案，正式成为历史。

排华法案废除后，美国政府逐渐放宽华人妇女移民入境条件，她们大部分以“军人家属”或“军队新娘”的身份移民。二战中及二战后，还有数以万计华人难民及难民家庭从中国内地经香港、台湾抵达美国。至1960年，美国土生的华裔比例升至60%以上。

1965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移民法》，彻底废除之前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条款，按国籍分配移民限额，每个国家每年最高限额为2万人。由于当时美国与中国正处于“冷战”状态，因而分配给中国的2万名移民配额主要由台湾当局继承，香港另有200名移民配额（1976年增加至600名）。

自《新移民法》实施后，赴美华人移民数量大幅度增长。据美国移民局发布的统计数据，1966-1975年间，有20.5万名华人移民进入美国，平均每年约2万人。

第三次移民浪潮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根据《新移民法》原先2万名中国移民配额转由大陆居民享用。不过，在支持台湾的利益集团游说下，1982年，美国国会又通过特别法令，另分配给台湾2万名移民名额。

实际上，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的华人开始迅速增长。加上当时美国有重视引进人才的移民政策，以及中美两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等因素的推动下，很多高素质的中国移民通过职业优先权进人美国。其中，以留学生身份赴美而后留美工作转变为移民身份的最多。据田学年《美国华人智力资源现状》统计：1978一1994年间，约十多万中国大陆留学生赴美深造，其中有大约8万人获得硕士以上学位，80%从事理工科研究。除部分学成回国外，多数人在完成学业后仍留居当地川。1988一1996年间在美国取得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为16,50人，其中14,145人（约占总数85.5%）计划留在美国。最后有7,935人（占总数47.9%）最终落实留在了美国。这些华人基本都是服务于美国大学及高科技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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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移民现象

1.秦统一到宋朝由北向南的移民

2.元明清时期由东向西的移民

3.在清朝不仅长江流域移民频繁，关东、口外、 台

湾等边疆地区也开始成为移民的热点区。

4.近代沿边多方向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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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

一）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四）清代民族融合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

华人的移民史

中国人到外国侨居，传说开始于商朝时代，中国商朝遗民萁子曾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诸侯国。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建立了中西交通，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每年都有使者和人民的来往，多则几百人，少则百多人。中国自汉朝已开辟与东南亚和印度、伊斯兰卡的海上交通。由于开展海外贸易，中国商人、水手开始向东南亚进发，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下来，成为了第一代海外移民。

唐朝时期，中国人移居国外逐渐增多，许多外国人称海外华人为“唐人”，华侨回国也称回“唐山”。到了公元10世纪以后的宋、元时代，我国沿海居民因受连年兵乱的影响，尤其是福建、广东受元军的残酷摧残，纷纷逃往海外避难谋生。 中国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始于明朝。郑和下西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上远征，郑和率领200艘船舰组成的船队浩浩荡荡的在南洋各地访问。从1405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7次下西洋，率船队远航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及红海沿岸港口。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之前，从中国移居到东南亚的华人主要是在通商贸易的需要上移民海外。至16世纪，特别是17世纪西方国家相继侵入东南亚各地以后，随着东南亚各国逐步沦为殖民地，中国人主要作为劳动力而移居东南亚，跟随已定居海外的亲友赴东南亚学习做生意或从事劳工。

在十九世纪，是欧洲殖民主义在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世界大移民潮的开始。当时有很多欧美的殖民者缺乏资金聘请劳工，同时在康雍乾年间的福建与广东却是个相对和平的时期，民间一般都富有。惟嘉庆以后，大清的可耕地开始严重不足、官吏日益腐败、官民染上鸦片瘾等，此时民间有了过剩的劳工，同时欧美各国开始强盛，因此满清被迫同意让平民远赴海外当欧美殖民地的劳工。清末鸦片战争以后，民间发生饥荒的次数增加，贫穷程度已难以形容，到处有穷人和乞丐，上百万的广东和福建人为了改善生活，都兴起赴外当劳工的意向。很多福建人选择在东南亚与他们在明朝时期已定居海外的前辈学习和工作，广东人也有不少；广东省的台山有最多人移居海外。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土客冲突时期，有些人被卖到秘鲁、巴拿马、墨西哥、古巴一带。 海外华人主要生活于当地为相对多数民族的新加坡及在当地为相对少数民族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越南。这些地区的海外华人主要是在十六到十九世纪福建省与广东省，以及后来的海南省。而从十世纪到十五世纪的移民主要是前往马六甲与东南亚。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地域分布也在发生着变化，其显著特征是由集中渐趋分散，即由高度集中于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向亚洲以外地区 ，尤其是欧、美、澳地区逐渐分散。

首先海外华人资本不是一个整体，它是驻在各国民族资本的一部分。海外华侨华人大量聚居在东南亚各国，海外华商的资本和企业在东南亚国家也比较集中。1995年8月中旬，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发表了一份长达350页的海外华人经济网络研究报告，称逾七成的东南亚上市公司由海外华商的资本控制。略同时期，日本东京的富士通研究所调查了亚洲5个主要国家的上市公司，发现其资产额中的绝大部分为华人所有。

除了上市公司的资产统计之外，分布在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经济细胞主要是成千上万的中小型商贸企业，它们为当地社会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就业机会。

近20年来海外华人资本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国家，也有相当的发展。来自东南亚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华人资本，大规模地向澳大利亚输入，对那里的经济增长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外有一些研究和报道，涉及全球华人资本或资产的总量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美国俄亥俄大学海外华人问题中心等估计，当时中国境外海外华人的资产约在1.2万亿至2万亿美元之间；据2000年9月台湾的报纸报道，一项关于海外华人状况的研究估计当时海外华人的一年总所得约有2.65万亿至3.09亿美元，其资产总额可达2.5万亿美元。 有研究者分析，海外华人资本由两大类组成。

第一类是华人在当地积累起来的资本。早期移居各国的华人并没有携带任何资本，他们中的一些人经过多年的艰苦劳动，甚至经历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积累今日的资产。因此，他们的资本积累过程与所在国家民族资本的积累过程是一致的。特别是在50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原来的华侨已经陆续成为所在国的公民，他们的资本自然成为该国民族资本的一部分。

第二类华人资本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国内一些企业家，包括香港、澳门的华人企业家，在海外开始有少量的投资。60年代以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企业家在海外的投资额大量增加。这些华人的投资是一种资本输出。它们在投资接受国内，很自然地被看作外国资本，而不是该国的民族资本。但是，其在海外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是在投资接受国注册的，它们的生产总值同样被计入投资接受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它们以各种形式与投资接受国内民族资本相结合。所以，这一部分华人资本也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单纯博士认为，海外华人政治上效忠于当地社会，经济上是当地主流经济中的一个有民族特色的补充部分，并可利用民族纽带进行全球经济合作。通过华人资本属性的分析，更加深入地研究各国的华裔公民在该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促进世界各民族和睦共处与经济合作，推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