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经济稳增长 宏观政策需要“加量”和“非常规”
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全球大流行，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动荡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未来，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防疫情的同时如何稳增长？上海证券报推出系列高端访谈，邀请权威专家学者，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为稳增长建言献策。本期邀请的是著名宏观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
□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两大超预期因素，使得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六大不确定性冲击，因此，宏观政策应更有主动性、前瞻性和全局性。
□面对疫情和外部环境对稳增长带来的挑战，宏观政策在重“质”的同时更要“加量”，必须要在一些超常规的工具和举措上“做文章”。
□发行特别国债、对受疫情影响的市场主体和困难群众大力纾困帮扶都是可以考虑的增量工具。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过程中，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保持市场主体和政策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
□面对超预期的内外部环境冲击，相关政策预案一定要有前瞻性，能够统筹全局，政策要“跑”在突发状况之前。
◎张玉洁 ○编辑 于勇
超预期冲击加大稳增长难度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和俄乌冲突风险外溢这两大超预期冲击。我们必须要前瞻性地应对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况，要强化底线思维，作出更有全局性的研判，前瞻性进行布局，而不能被动应对。
上海证券报：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平稳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刘元春：首要的挑战还是来自于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导致的疫情防控形势变化，这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导致我国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核心因素。疫情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生活秩序带来非常明显的冲击，尤其在奥密克戎毒株存在继续变异的风险下，下一阶段疫情防控形势不确定性仍然很强。
俄乌冲突是第二个不确定性因素。俄乌冲突目前存在冲突走向长期化、局部高烈度的可能性。军事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产生强烈的外溢效应。俄乌冲突持续导致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扬，对我国经济的成本冲击会在二季度集中体现。另一方面，欧美存在利用俄乌危机加剧与中国纷争的可能性，国际政治环境的巨变会对我国下一步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个不确定性因素是近期的房地产政策是否能在短期内扭转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的趋势。从目前的研判来看，尽管多地陆续放松房地产相关限制政策、金融机构明显降低新增房贷利率，但从统计数据来看，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究其背后原因，这一轮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仅是前期政策收紧的产物，更是房地产的基础变量和结构性因素发生巨变后的结果。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往“高周转”的发展模式在“房住不炒”的战略定位下难以为继。因此，仅靠政策放松和利率下行，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房地产市场趋势性下滑和结构性调整的局面，同时还可能在一些局部区域出现价格预期正反馈机制下所引发的一些问题。
第四个不确定性因素是外贸出口增速出现明显回落。疫情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全面显现，国内供应链受阻，出口景气度降低叠加部分外贸订单转移产生的替代效应，我国近期出口增速明显放缓，未来存在出口大幅下滑的可能。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并没有因为俄乌冲突出现一个原本我们期望的缓冲期，未来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将带来外贸出口的不确定性。
第五个不确定性来自于资本市场。近期资本市场虽有趋稳之势，但未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首先，美国存在对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打压的可能性，“预摘牌”中概股数量上升至116家，这意味着美国对我国头部互联网和科技企业的“围堵”还在加剧。其次是美国货币政策呈加速转向之势。美元指数持续上升，导致发展中国家存在资本超预期外流的可能。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导致中国资本市场动荡的主要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消除。
第六个不确定性因素是世界经济可能陷入滞胀，出现二次衰退。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WEO）中再次下调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0.8个百分点至3.6%，并全面调降了各大主要经济体今年的增速预期，此次WEO还将2023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了0.2个百分点至3.6%。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这两大超预期冲击。我们必须要前瞻性地应对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况，要强化底线思维，作出更有全局性的研判，前瞻性进行布局，而不能被动应对。近期多部委发布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正是着眼于提升防控能力，体现了政策的前瞻性。
上海证券报：4月多项经济数据显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放缓，景气水平继续回落。结合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指导精神，您认为，防疫情的同时如何稳增长？
刘元春：首先，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了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因此，社会各界必须真正地与中央保持一致，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如果疫情防控阻击战没打好，经济保卫战也不会打好。因此，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取得疫情阻击战全面阶段性的胜利是实现稳增长的基本前提。
第二，要积极采用创新手段保障重点区域、重点产业不因疫情冲击停摆，确保供应链、产业链相对稳定。
疫情防控不能与复工复产割裂开，稳增长要求保证供应链、产业链的相对稳定。例如，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企业复工实施“白名单”制度就是一种创新。通过闭环管理，物流体系在多地疫情防控期间仍然保持运转。
第三，需要对受疫情影响的地区和行业进行更精准、更有力度的纾困，保持市场主体的存续和一定的活力。纾困政策应向小微企业、特困人群重点倾斜，渗透到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
最后，在前述措施外，要加大对宏观经济的刺激力度，出台与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相适应的一些非常规政策，使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冲击降至最低。
宏观政策必须有特别举措
仅靠加快财政支出节奏和信用支持工具创新，还不足以完全应对当前疫情多点散发和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因此，更为重要的是，积极研究增量性政策工具，必须要在总量上做文章，同时还必须要在一些超常规的工具和举措上做文章。
上海证券报：近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提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是稳就业、稳物价。政策举措要靠前发力、适时加力，已出台的要尽快落实到位，明确拟推出的尽量提前，同时研究准备新的预案。您认为，哪些政策可以考虑“靠前发力、适时加力”，同时，如何理解“新的预案”？
刘元春：宏观政策是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和“关键工具”。宏观政策方面，多部门已经出台了多项“靠前发力”的政策。首先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指出，基础建设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同时把握好超前建设的度。
财政政策方面，财政部提出，今年以来，各级财政部门保持适当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重点领域支出保障力度，体现了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的要求。
这意味着，财政支出的力度要加大、节奏要加快，相应的帮扶政策要适度提前落地，留抵退税要加快推行，减税降费资金要提前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支出的力度要加大、节奏要进一步加快。数据显示，截至4月中旬，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24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为预算的27.1%，进度快于去年同期。要进一步加快财政支出进度，为重点民生和“两新一重”项目提供足额、稳定的财政资金支持。
其次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前、加快下发专项债额度，兜牢“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底线。财政部已于去年12月和今年3月先后两次提前下达地方2022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较往年时间大幅提前。预计二季度各地将积极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工作，保证财政支出强度，更好发挥专项债券拉动有效投资的积极作用。
货币政策方面，人民银行在总量性政策框架下灵活运用了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根据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需要动态调整支持重点。近期，人民银行推出1000亿元再贷款支持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业融资，提前到位对货运行业经营者的帮扶政策。
另一方面是加速到位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0.6万亿元，同比增长22.6%，同时明确，2022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力争新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6万亿元。
综合来看，这些宏观政策“组合拳”着眼于提前形成扩内需和“三保”的合力，对于我们现阶段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叠加效应和超预期的冲击，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不过，目前仅靠加快提前财政支出和信用支持工具创新，还不足以完全应对当前疫情多点散发和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还需要积极研究增量性政策工具，必须要在总量上做文章，同时还必须要在一些超常规的工具和举措上做文章。
上海证券报：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其中提到“要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如何理解“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和“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
刘元春：我认为，增量政策工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应积极研究向所有公民及市场主体推出一次性、规模化的疫情补贴。疫情对社会各行各业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尤其是今年以来，奥密克戎毒株导致的疫情在多地散发，其中不乏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两年疫情的冲击，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已经处于临界状态，疫情补贴有助于改善经营环境，提高全民和经济主体应对疫情冲击的承受能力。
第二是中央财政支出要有特别的举措，不能够仅依赖于专项债发行。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支平衡承压，部分地区地方财政压力甚至高于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因此，我们认为，重启发行疫情特别国债有一定的必要性。
第三是创新基础建设融资工具。比如，考虑在新基建领域发行政策性专项建设基金，科学测算新基建特别是数据安全和数字化基础设施领域的融资规模、创新资金来源，服务国家转型升级战略，为我国经济下一步高质量发展打好基础。
第四是扩大再贷款的力度和覆盖范围。目前再贷款工具主要集中于物流仓储、特定科技以及中小微企业。实际上，疫情影响下，有不少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亟须专项重点支持政策。因此再贷款工具应加大力度，在现有基础上扩围增量。
“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体现为政策制定者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相关方案预案须未雨绸缪、相机主动应对，而非事后“打补丁”式的被动应对，以免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科学决策、主动决策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核心是相关政策必须充分体现应对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回应市场关切。在制定政策、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应及时与社会和市场主体进行沟通，及时反馈，形成良性互动。
上海证券报：中国经济目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目前，中国市场主体突破1.5亿户，承载了7亿多人的就业基本盘。疫情暴发以来，市场主体利润减少、生存风险不断累积的情况有增加之势，进而导致部分市场主体信心不足。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稳住市场主体，对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您认为，稳增长政策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让市场主体重拾信心，带动更多民间投资和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刘元春：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核心是相关政策必须充分体现应对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前瞻性和主动性，这是信心树立的基础。
第一，政策制定者要进行科学决策。如果没有一个着眼全局和前瞻性的布局，以跟进式、后发式的方案和心态被动应对，市场的信心会在政策“慢半拍”的过程中逐步地削减。尤其是在关键时期不能犹豫，要及时出台市场所预期的一系列政策方案特别是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政策方案。
第二，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经济主体和困难群众给予全方位帮扶。纾困帮扶政策到位能够给困难企业、困难人员带来期望，有期望就是市场主体有信心的根源，有助于社会各界真正地形成抗疫活力。
第三，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上要拿出2020年疫情下经济保卫战的劲头，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因此，目前提振市场主体的信心，核心发力点在于尽快出台一系列具有前瞻性、预防性和能够对冲疫情影响的政策和举措。
上海证券报：经济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对稳定市场预期极为重要。您认为，如何更好地形成政策与市场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刘元春：这其实还是一个预期的问题，经济政策连贯性和稳定性对稳定市场的预期极为重要。3月以来，高层和多部门已经召开了一系列高规格会议和专题会议，研究疫情防控和稳增长问题。这表明，政府已经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政府高度重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和相应政策的陆续出台，对于稳定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形成政策与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首先要加强宣传。目前多部门都在出台相应政策，要使这些政策让社会和市场主体有相应的获得感，就必须要强化政策的“抓落实”。
此外，要在落实相关政策的基础上，科学决策，提前做好应对各种极端情况的预案。
在制定政策、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应及时与社会和市场主体进行沟通，及时反馈，形成良性互动。
第二，需要精确研判当前疫情冲击和经济保卫战之间的主要矛盾点。比如，我们对于中小微企业的纾困救助，是应以减税降费为主，以退税为主，还是必须展开新一轮直接补贴？现阶段，尽管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包括国有机构部分减免租金、留抵退税等举措，但相当部分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小微企业在这些政策中的获得感可能并不强。那么就需要旗帜鲜明地通过疫情补贴纾困帮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的调研和倾听，触达市场和社会最基层，特别是倾听受疫情冲击最大的社会阶层的声音，采取相应的政策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