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经济学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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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问题，关于判断哪个是理性选择的
从效用最大化来看，此题目有一隐性因素，就是工资在时间增长中的作用，更多的工资能随时间增长而创造更大的效益。所以两种选择中，第二种更为理性。
什么是理性选择，为什么要理性选择？
理性选择
00理性选择，像行为主义一样，从个体出发来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但并不采取归纳的方法，而是先假定一个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然后在各种情境下计算和演绎按照功利最大化原则行动的个体可能会采取的行动，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理性选择往往通过交易实现00不要以为理性选择很简单,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复杂的逻辑认可.理性选择一般是客观公正的.00理性选择理论起源自公共选择理论。包括了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模型，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学，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和赖克的政治联盟理论。其后逐渐发展出联盟理论、交易理论、博弈理论、投票分析和科层决策等理论形态。00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 属于宏观经济学概念，A choice that uses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to best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the person making the choice.
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批判
理性选择流派自从斯密“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开始，就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与质疑。应该说，“理性选择理论”是一个解释人类行为的精致的理想模型，但是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在越来越受到现实生活的严峻挑战，因此“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也不断被社会理论家们所修正与完善，以尽可能地逼近实际生活。批评主要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家、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修正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1．“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拓展，相应地，“经济人”扩充到“社会人”。工具理性强调在行动与目的之间完全基于个人最大化利益所采取的手段，而事实上，人都是有情感、责任感、有信仰的社会人，故很多情况下，个体完全可能会采取遵循着戒命或要求的引导而不顾及行动后果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因此，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在许多情况下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社会人”假设开始浮出水面。其实，马斯洛关于人类需要的“五层次”学说早就成为了“社会人”假设的一个最好注脚。在政治学研究中，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认为，要用“社会人”代替“经济人”，因为政治人与经济人有很大的区别，要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正像韦伯所说的“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是出于义务与道德的要求，并非全为自利。
2．用“有限理性”替代“完全理性”，“满意准则”取代“最大化”假设。最大化假设把人看成是完全理性的，人具备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之能力，并通过预见方案的实施后果而衡量作出最优选择。因为事实上，人们面临的是个不确定的、复杂的环境，信息不可能完全，再加上人的计算能力与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阿罗提出用“有限理性”替代“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 西蒙则认为人们行动中并非寻求“最大”或“最优”，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寻求“满意”，遂主张以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两者的差别在于：经济人企求找到最锋利的针，即寻求最优，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最优者。经济人的堂弟——管理人找到足可以缝衣服的针就满足了，即寻求满意，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
3．修正了将制度与文化当作理性选择的外在变量的立场，把制度与文化作为一种内在变量来纳入到对个体行动的分析中来。新古典经济学，以个人的偏好和目的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且认为个人的偏好是一成不变的，断言“口味这东西是不能讨论的”。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立场，新制度经济学派给予猛烈的批评，指出他们拒绝考察与个人偏好、意图的形成过程有关的制度的或其它力量的作用，个人成了内在的，而且常常是偏好和信念的囚犯，批评他们极不愿意回答什么原因导致目的的产生，当被追问目的何来时，往往求助于心理学的解释，而那些心理学的解释又是非历史性的。霍奇逊指出制度和文化极为重要，它们在影响和形成目的本身方面确实起作用。诸如制度结构和常规、社会规范和文化不仅影响行为，而且也影响对世界的看法以及追求的目标。
4．应从行动者立场而非从外部立场来判断行为是否为理性选择。针对人们对个体行动合理性的怀疑，科尔曼答复道“如果社会理论的目标是解释以个人行动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活动，理解个人行动便意味着寻找其隐藏在行动内部的各种动机。因此，解释社会组织的活动时，必须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行动。换句话说，局外人认为行动者的行动不够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行动者的本意。”这样，很多从外部人看来非理性或无理性的个体行动，都可以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加以解释，意味着极大地拓宽了理性选择范式的解释边界。经过一番修正与扩充，热衷于理性选择范式的理性选择理论家们越来越老练地把这种理论模型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从作礼拜与婚姻到吸毒与自杀(罗德尼·斯达克，2004；Arrow，1951；Down，1957；Olson，1965；Becker，1976)，概莫能外。但吊诡之处在于，本来以“经济人”为核心的理性选择理论，经过新古典经济学家、新制度主义学派、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修正与补充，原本精致小巧的一枚小剑，如今变成一把硕大厚重的大刀，看似威力无比，实则锋芒全无。经过不断修正补充后的理性选择理论其实已经偏离了其原来的理论核心(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并在这个偏离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毋宁变成了另外一种恐怕难以称之为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了。理性选择理论所遭遇的困境因此而愈发凸现，有必要对理性选择范式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