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批斗知识分子的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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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压迫知识分子
有很多因素，但是都可以总结归纳为欲望的问题，这种思想和情况广泛并且存在于各个领域，各个体制内！这种一种中国国情，一种特有的国人思想！有的是因为政治因素，和要求，不得不去撰写一些政治家们所需要的事实！有的是因为物质，名声，和地位，按照茅盾文学奖为例，哪个文学作家不想自己的作品为世人所皆知？这个时候一切的一切的行为都可以被理解！其次有的是因为观点的冲击，由于不同思路的观点也会造就不同的流派和作品，当二中激烈碰撞时，压迫别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朱元璋得天下前重用文人, 得天下后又屠戮文人，为何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
从朱元璋参加起义算起，和文人打交道近半世纪之久。他对文人的态度，可分作两个时期：得天下之前他对文人倚重之殷，待遇之优是有口皆碑；而取得天下后他对文人诛戮之惨、文网之密，又与清代的文字狱毫无二致。
之所以在他身上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皆源于他围绕着如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进行的。接下来我按照这两个阶段分述之。
01 朱元璋得天下之前重用文人的原因：夺取政权
乱世尚武，治世修文，这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一般规律，但朱元璋对于这两者都没有偏废，即使在千戈扰攘之际，他也没有忘记网罗文人，黝赞军机。究其原因，不外两点：
第一，从元朝的覆亡朱元璋看到了吏治的重要性，而要整顿吏治便非起用文人不可。
朱元璋出身寒微，崛起于草莽之间。他是在戎马生涯中学会读书写文章的。他所写的诗文，虽不无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之作，然亦不乏隽永清新、文采斐然的篇章。他曾说：
“朕本农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
这并非夸大之辞。读书多即能明理。他从历代治乱兴衰中悟出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即使在创业期间，也须重视文治。元末的变乱，是他身历目睹的。他认为，元纲之所以解纽，是由于元顺帝任用非人，吏治腐败的结果。
元朝初年虽曾重用文人，但在天下底定之后，便转而鄙薄文人了。朝廷大臣自然多用蒙古勋旧，有一个时期，竟至“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胸无点墨，便能擢升至封疆大吏，自然不会有什么政绩可言。而这些弊病，到了元顺帝时，已经是病入膏育，非药石可医了。社稷倾覆，那是自贻伊戚，怪不得别人的。
朱元璋曾说，他得天下于群雄，非得于元氏。因此，他从军后虽然戎马天涯，但颇注意招揽文人，谈迁就感叹说：
“高皇以武功创业，顾慕耆儒，见儒辄喜，以耆儒无诞谲，可厚俗也。”
第二，从长期的统一战争中看到了文人的重要。
元朝末年，义军蜂起，诸如刘福通、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陈友定等人。他们的实力和威望，远非朱元璋所能望其项背，但是其兴也骤，其亡也疾。究其原因，汲汲于武事，不留意文治，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陈友谅曾是势力最盛的一支，但麾下竟无一文人，仅凭恃武力，因而不能持久。张士诚所重用的黄、蔡、叶三人，虽名为文人，实乃一群宵小，除了蠹政害民，别的什么好事也干不出来，其结局自然是不问可知。其余诸人更等而下之，因而到头来只能成为别人刀俎上的鱼肉，而不能一统天下。
有鉴于此，朱元璋“始渡江时，一首见群雄多淫洒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只要有才能，朱元璋便马上擢用。朱元璋的突出之处，是比别人更重用知识分子，最能正确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当然，文人们之所以投靠朱元璋，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所周知，文人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单靠他们自己，并不能安邦定天下，要想施展抱负，非附丽于某一个封建帝王不可。但当时，文人几受轻视，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而且科举也是几次三番的兴废，文人根本没有实现治国理想的土壤。
文人们既失去了进身之阶，自不能不另谋生路。环顾元末起义群雄，只有朱元璋豁达大度，从善如流，自然都纷至沓来，投靠他以谋出路了。
朱元璋重用文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尊重并礼遇文人。朱元璋在得天下之前，折节下士，询询然有长者之风，甚至与文人们诗文酬答，唱和往还，这些，都取得了文人们的好感。给刘伯温写信时，姿态放的很低，虔诚地写上“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
徐达兵峰抵达镇江时，特地拜访当地的有文人秦从龙。当朱文正、李文忠等来投效时，朱元璋更是亲自出城相迎，并且时常向他们请教时政。朱元璋进入浙江时，礼聘刘伯温、叶深、章溢、宋镰四人，就谦恭地说：“吾为天下屈四先生耳。凡此种种，都是其它群雄做不到的。
其次，知人善任，因材授职。没有贤才的辅弼，无论怎么雄才大略的帝王，都是成不了大业的。为了不重蹈元亡的覆辙，更新吏治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更新吏治，就必须从用人着手。朱元璋说：
“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
朱元璋对于部下的才能，既了若指掌，便能够做到因才授职，各得其宜。武将如徐达娴于韬略，便授以元戎，将兵在外；常遇春晓勇善战，便用作先锋。对于文人，或命之参赞戎机，或任之治理地方。如下安徽当涂先用李习，后用许援；下湖北黄冈用陶安；下宁越用王宗显等等。
此外，他还多次下诏求贤。1368年他甫即位，便下诏：
“天下甫定，联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联济民者，有司礼遣。”
在这之后，朱元璋都曾令各地举贤进能。明初吏治之所以比较清明，显然和他重用文人是大有关系的。综括起来，朱元璋采用文人们的建议不外两点：一，管束军士，不妄杀掠，二，革除弊政，兴利便民。
02 朱元璋取得天下后屠戮文人的原因：巩固政权
朱元璋黄袍加身以后，便一反常态，转而屠戮文人了。本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是封建帝王惯用的伎俩，但残酷如朱元璋者，实在是并世无两。拿他的前期和后期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从1384年到1396年，即他死的前两年，前后达13年之久，死者不可胜纪。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被杀者多达十二万人。除此之外，还有“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等四次屠杀。正如赵翼所说：
“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那么，这一戏剧性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朝廷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
在取得天下之前，朱元璋和部下同心同德，和睦共济，矛盾还不明显。到取得天下之后，这些文臣武将拜相的拜相，封侯的封侯，情况就有了变化。一方面是武将恃功骄纵，违法乱纪，如朱亮祖“所为多不法”、周德兴“营第宅逾制”、蓝玉“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横暴”弄得民怨沸腾，倘不加以制止，万一激成民变，大明江山也就岌岌可危。
另一方面是文臣如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系统官僚，窃弄权柄，独断专行。胡惟庸当丞相时，生杀罢黜，有的根本不向朱元璋请示。而朝廷内外的官员上书言事，必须自己先看过，对自己有害的则藏匿不闻。这又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
鉴于元末纪纲废弛导致亡国的教训，为了巩固刚刚取得的政权，同时为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朱元璋决定对这些文臣武将严厉镇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便不惜制造一系列的冤狱，凡是对明朝统治有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动辄赐死。而每一次制造冤狱，都有大批无辜的文人被卷进旋涡而丢掉性命。
第二，出于猜忌。
1352年朱元璋从军时，才25岁，到兴文字狱时，已是年近花甲的垂垂老翁了。“太祖春秋高，多猜忌”。他恐怕一旦撒手尘寰，辛苦挣得的江山会被别人篡夺而去，因此对任何人都存有戒心。
他本来答应的“凡仕元者，皆予录用”，似乎是胸无城府，但又晓谕徐达等密加防范：
“元省院官降者，今俱遣来，处我官属间，习而后用之。夫人藏其心，不可度也，吾虑或昼臣而夜盗。”
本来朱元璋曾下令广辟言路，甚至草野微贱，都可上书言事，洪武元年又下诏：
“日月之行，犹有薄蚀，联凡事岂必尽善，台臣久无谏诤，抑联不能受耶？”
似乎是虚怀若谷，但到了1390年，又因妄言罪而杀人。如亲侄朱文正，因“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而被鞭至死，亲甥李文忠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杀。号称吴中四杰的明初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均死于非命。
如果说朱元璋在称帝之前，曾有过贤才济济的兴旺景象的话，那么，到了他晚年，已是一番万马齐喑的萧瑟景象了。
第三，出于为子孙万世基业铺平道路的考虑。
为了巩固朱氏天下，朱元璋可谓费尽了心机。他有子二十四人，洪武元年，封长子朱标为太子，其余诸子皆次授以王爵。美中不足的是，朱标仁柔，不似乃父刚烈，一旦君临天下，朱元璋手下的文臣武将，他未必驾驭得住，这是朱元璋日夜忧虑的。
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趁着自己在世之日，将文臣宿将一网打尽。一次，朱标规劝朱元璋诛杀过滥，但结果却是：
“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遗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难之。帝日：汝弗能执与使，我雕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
就这样，昨天帮助他打天下的文武大臣，今天却都成了“险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因此，朱元璋每次制造冤狱，都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屠杀。
1396年，朱标又一病不起，其子朱允炆继立为皇储，而四子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早就虎视耽耽，凯觑帝位了。朱元璋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他离世之前，仍念念燕王不可不虑。
为了防止朱棣勾结文臣武将篡权，便更加拼命屠戮功臣。但是，事情并不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美妙，追到靖难兵起，朱允炆手下既缺乏运筹帷幢的谋士，也没有克敌制胜的武将，帝位终于被朱棣所攘夺，这个结局，是朱元璋始料所不及的。
朱元璋迫害文人，花样之离奇、手法之恶劣，实在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归纳起来，其手法大致有以下4种：
第一，大兴文字狱。
如前所述，朱元璋晚年疑心甚大，老怕被别人捉弄。本来，他当和尚、参加农民起义军，是一段光荣历史，但到当皇帝后，就讳莫如深了。对于臣下的奏章、诗文，都要细加详追，尔后深文周纳，陷人以罪。
比如“生”音近于“僧”、“则”音近于“贼”、“殊”为歹朱等都要忌讳了。如“遥瞻帝扉”读作“遥瞻帝非”、“天下有道”读作“天下有盗”如此等等。凡是犯了这些禁忌，一律杀头。
这些例子，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即使没有诗文，也要以其它名目治罪。甚至看到一幅一个赤脚怀抱西瓜的妇人的图画，也要命军士屠杀居民，空其室焉。因为怀抱西瓜是隐喻淮西，而马皇后是淮西人，赤脚则是讥诮马皇后脚大。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这种防不胜防的文字狱，使得人人自危，连礼臣也不敢为文了，不得不请求朱元璋降下格式，惮便遵守。
第二，凡不愿和朱明王朝合作的文人，一律格杀勿论。
朱元璋曾下过一条法令：
“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如洪武元年征文人秦裕伯，秦以病坚辞，朱元璋便手谕威胁，秦怕杀头，只好束装赴任。在他身边虽然集中了那么多文人，但并不认真使用，大臣如走马灯似的更迭。
他当了31年皇帝，仅户部、刑部二部尚书就更换了80多人，其它官吏更迭之勤，也就可想而知。朱元璋初起事时任人唯贤的原则，这时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第三，无罪罪人。
朱元璋登位后，朝廷大臣天天在忧惧中过日子。甚至京官每天入朝时，必先与妻子诀别，等到晚上无事则相互庆贺及暮，以为又多活了一日。
武将在胡惟庸、蓝玉两狱后，已丧失殆尽。功高如徐达，也因赐熟鹅肉致死。文臣如李善长，因与胡惟庸为姻亲而赐死；宋镰因孙子宋慎为胡惟庸党而赐死，赖马皇后营救，被贬谪至茂州，却死于途中……
类似的例子尚有不少。袁凯、郭兴等人更是靠着装疯，才捡到一条性命。朱元璋所发明的廷杖，不知又有多少人血肉横飞，毙命杖下。
第四，设立“锦衣卫”机构
1382年，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机构，进入这个机构的尽是凶顽不逞之徒。他让这些人作耳目去侦察大臣，文武大臣举手投足，都逃脱不了特务的监视。赵翼曾认为朱元璋此举是：
“虽不无矫枉过正，然以挽颓俗而立纪纲，固不可无此振作也。”
这个看法是不足取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修明法纪和滥杀无辜是两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在朱元璋所杀的人中，有些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更多的却是无罪被诛。如果认为不分清红皂白而一味屠杀，便能挽颓俗而立纪纲，那是十分荒唐的。
综上，朱元璋重用文人，固然值得称道，而他屠戮文人，又使得他成为历史上最刻薄寡恩的皇帝之一。不过，批判他屠戮文人，并不意味着他仅是一个暴君，从而抹煞他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若就其一生来看，自然有许多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
秦始皇为什么要对知识分子下手
秦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业，但统一后怎样治理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丞相王绾建议在前人经验基础上构建常态体制，而廷尉李斯却别出心裁希望创建一个前无古人的新体制，荒唐迎合统治者私心，希望“天下无异议”，以为只有大家都听最高领袖一人指挥，才能有效率，不争执，这才是统一国家的“安宁之术”。从历史后果看，正是李斯的这些建议将秦王朝送上“二世而亡”不归路。
与“天下无异议”相配合的是焚书坑儒。焚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
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七十余人前为寿，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了一些过头的颂扬话，诸如“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
周青臣等人这些话作为“颂辞”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祝寿宴会上毕竟不能说话太扫兴，臣子总在设法使寿星龙颜大悦。然而过于“较真”的博士淳于越似乎根本不顾及这个特殊场合特殊语言，他很不以为然，而且非常严肃公开声明周青臣等人谀词是不对的：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拂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淳于越说的虽然难听，也确实带有一种复古主义倾向，但稍经揣摩，其主观目的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统一事业，恰恰相反，而是出于对秦王朝能否持续发展的深沉忧虑而向统治者提出的忠告。作为最高领袖应该有接受批评的基本雅量，面对这种忠告更应该抱有冷静态度，择善而从。秦始皇做到了这一点，他对淳于越的意见并没有否定，更没有训斥，而是宽容地建议“众爱卿”从容讨论，发表看法。
丞相李斯对淳于越的看法很不以为然：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律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李斯不经意将淳于越的看法上升到王朝安危政治高度。更荒唐的是，李斯按照自己的分析建议焚书，人为制造一场文化浩劫：
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两千年对读书人、士大夫的攻击，基本上没有超过李斯“这厮”这些言论。读书人借古讽今或许有之，但借古讽今是否就是攻击体制，是否就是“反动知识分子”？
其实，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由此而反省：知识人无法有话好好说，反而要借古人之口去说自己心中的积郁，难道体制没有责任？后世中国推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断告诫统治者“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甚至让统治者经常主动照照镜子正衣冠，其实都是对李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矫正。
焚书事件让读书人寒心，离心离德者渐多，侯生、卢生私下议论：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其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之求仙药。
于是侯生、卢生用脚选择，远逃他乡。
知识人的沉默、不合作，应该引起统治者警醒。然而当秦始皇得知这一情况，不仅毫无反省之意，反而变本加厉，采取更为严厉的思想管制，乃至人身摧残、毁灭。始皇帝错误总结历史经验，以为知识人不合作，是他先前统治手段不够坚决，因此他要对那些知识人大开杀戒，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下令将在咸阳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人全部坑杀，以为如此天下便可太平。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坑儒事件。
以焚书坑儒为标志的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其基本出发点无疑在于期望随着政治统一而统一文化，统一学术，统一人们的意志，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以保证效率优先的行政原则。这种政策固然能收一时之效，但从长远观点看则根本不足取。侯生、卢生所揭露的事实，以及他们不愿与政府继续合作的实际行为，已充分表明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在知识人心理层面所投下的巨大阴影。整个社会普遍畏惧以言获罪，举国上下都在看着最高统治者一人脸色说假话，说大话，说胡话，那么这个政权还怎能有希望呢?
不久，侯生被缉拿归案，他在临刑前与秦始皇有一段对话，值得一读：
始皇：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
侯生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
始皇：若欲何言，言之。
侯生：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趋末。……黔首匮竭，民力殚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惧臣之死，惜陛下国之亡耳！
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枝，陛下亡徵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
始皇：吾可以变乎?
侯生：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
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大秦王朝二世而亡，或许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但李斯提出的文化专制主义，尤其是焚书坑儒两大虐政，应该是最直接的原因。据司马迁分析：
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戌，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之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郭沫若《秦汉之间的儒者》据这些资料也有很好的分析，大意是不能将知识人逼上死路，知识人不一定能够帮助帝王成就盛世伟业，但知识人如果与社会底层破坏力结合，推翻一个旧制度并不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往往都看不起
毛主席没有总看不起知识分子，首先毛主席自己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毛主席的时代不得志，有很大一部分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文人相轻是文人最不讨人喜欢的一点，而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虚怀若谷的，建国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待遇是相当相当高的，从很多人写的文章就可看出知识分子在当时比一般的工人阶级工资是要高的，如果看不起怎么会给高工资，而且两弹一星也是在毛主席时代搞出来的，而这些都是需要知识分子来完成的，司马迁在史记曾说过，文人成功之时从贪天之功，失败之时犹如土崩瓦解。文人之间喜欢相互内斗，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这和毛主席真没什么关系。当然了，那时可能有知识分子被批斗，更多的是少数人利用来的运动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也有误伤的。像李四光，华罗庚等等都是很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