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的心理学（汶川地震后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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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
• 2、“汶川大地震”如何引导学生走出心里困境(在心理学上)
• 3、请谈谈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取得阶段性成果带给我们的启示
• 4、自从汶川地震后，我就有地震后遗症。我是内江人，今天又地震了，我很害怕，反应很强烈，我该怎么办？
• 5、2008年抗震救灾过程中有哪些现象和心理学相关联

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

昨天，北京首支心理危机干预队成立，准备奔赴四川灾区，作为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专业机构，安定医院组建的这支20人的队伍是由中青年心理专家组成。

心理危机干预队队员之一、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病房主任林涛博士表示，他和即将出征的心理干预队同事从下午六点一直到晚上10点还在接受培训。“地震后，灾民容易回想可怕场景，我们会通过心理干预，使灾民的负性情绪得到宣泄，降低他们紧张、害怕、内疚的情绪，使他们的心里变得畅快和平静。”林涛说。

据了解，作为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专业机构，安定医院组建的这支心理危机干预队由20名中青年心理专家组成，他们参加过SARS、大连空难和胶济铁路事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心理急救任务。这支队配备了危机干预工具箱，掌握了国际上先进的干预技术。20人中，一半以上是心理学的博士、硕士，拥有20年至10年不等的临床经验。林涛的妻子王丽颖博士也是干预队中的一员，夫妻二人将共赴灾区。

“汶川大地震”如何引导学生走出心里困境(在心理学上)

应该靠心理疏导来完成.地震阴影肯定是会有的,一方面国家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及时地安排这项重要的工作,另一方面社会各届在各方面也应该注意学生这个特殊群体,他们正处于成长期,身体和心理都不是十分成熟,必免在媒体传播或大众场面给他们特别的字眼,也许内心的创伤的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希望社会上给予他们足够的关心.

请谈谈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取得阶段性成果带给我们的启示

.1汶川大地震已成历史。以抢救生命为主的抗震救灾第一阶段已经过去，第二阶段即重建家园的工作已经开始。在此，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灾后重建经验是有所裨益的。

重建抑或另建

灾后重建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重建应以最小的成本、最小的风险达到最大的效益为目标。那么，重建与另建的比较和评估就显得尤为必要。

2003年12月26日，伊朗古城巴姆发生6.6级强地震。地震几乎完全摧毁了这座古城，超过4万人死亡。地震发生后，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巴姆一座广场废墟上发表演讲宣誓——“我们一定要恢复巴姆古城的风采”。伊朗当时的总统哈塔米也发表讲话说：“从现在起，我们需要重新面对生活，携起手来，重建这个被地震摧毁的地区。”

但是，国际研究机构通过评估分析认为，重建这座城市的花费将远高于建造一座新城的费用，结论是：重建不如另建新城。但是，由于宗教、历史等原因，尽管重建“所需资金难以估计”，伊朗政府犹豫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原址重建计划。随后，世界银行提供了大量贷款，国际社会也给予了大量支持，但由于重建计划成本昂贵，重建资金缺乏，导致重建计划进展缓慢。直到现在，巴姆市区内还有许多灾后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屋在使用，有的甚至被用作诊所和商铺；市区内还出现不少烂尾楼；当地物价过高，失业率居高不下；卫生设施恢复缓慢；受损的世界级文化古迹巴姆古堡仍未得到妥善修复。假如伊朗选择的是成本低得多的另建计划，结果可能要好得多。

所以，以人为本统筹灾后重建工作，基本的原则或整体思路是尊重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规律，统筹生产生活与生态建设。可以按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人口聚居点的选择要尊重自然规律；二是建设的标准应该按照行政区划来要求；三是灾区居民安置要考虑到生态的脆弱性；四是生产生活都要考虑到生态脆弱性。

此外，震后重建必须强调，所有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将房屋的抗震功能列为重点。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连续3次修改《建筑基准法》，把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提高到最高水准。除木结构住宅外，商务楼要求能够8级地震不倒，使用期限能够超过100年。

灾后重建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有全盘的计划和长期的打算。第一阶段叫安置期，时间3年到5年，主要是安民，即解决人民的生存发展。第二阶段，重建和发展期，可能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

日本阪神大地震后，在重建过程中，神户市设立了一个重建基金。重建基金分两类，一类是基本基金，一类是投资基金。基本基金主要是建设基础设施和基本的公共设施项目，而投资基金则是商业性项目，在重建过程中两种基金相互结合发挥作用。重建基金实质上是集国家财力、社会捐助及商业投资，举全国之力来重建新家园。

而1999年我国台湾地区发生“9•21”地震后，除政府机构的高效运转外，民间团体和个人在重建工作中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相对于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领导工作，民间团体的优势在于其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强，方式多样化，并且针对具体工作目标，它不需要经过上下多层次的公文程序，而可以直接切入目标，效率极高。

例如台湾慈济基金会，其本身就长期致力于慈善工作，在“9•21”中更展示了空前的组织动员能力。它不仅是最快（当天）抵达现场的团队，还以“紧急救助”、“安顿与关怀”、“复建与重建”三大步骤，开展了从救灾到重建长达3年的工作，成就卓著。

在一系列重建工作中，以学校重建为例，“9•21”大地震使全台湾1546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293所严重受损。台湾“教育部”将这293所严重受损校园重组工作划分为A、B、C、D四组来进行。A组由“教育部”委托“营建署”代办重建（共41所），B组由“教育部”委托亚新顾问公司协助重建（共22所），C组地方政府自办重建（共122所），D组为民间认养自办重建（共108所）。其中在D组的108所民间认养的学校中，前面提到的慈济基金会就以捐助的方式重新建造了55所完全倒塌的学校。

除此之外，还应用法律保障灾后重建工作。日本非常重视依据法律对灾害危机进行管理以及实施灾后重建工作。日本有完善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体系，共由52部法律构成。根据这些相关法律，破坏性严重的地震灾害发生后，日本向灾民紧急提供饮水、食品、衣物等救济物品，而且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对于房屋全部倒塌或已无法居住而又无法获得资金重建家园的灾民，还须提供临时住宅。阪神大地震时，日本紧急建造了近4万户临时住宅。

此外，法律还对违规使用赈灾款项等投机倒把行为作出了具体惩罚规定，以防止灾害救助资金损失、浪费及挥霍等现象发生。

如何开展救助

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内部成立了首相咨询机构“阪神•淡路复兴委员会”，派遣重建调查团奔赴地震现场，调查灾区的交通设施、生活基础设施等受损情况，汇总成《阪神•淡路大震灾调查报告》，对住宅、城市规划、产业复兴等提出对策建议。调查团在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首先制定了灾民住房、公路、铁路和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建计划，即紧急复兴3年计划。

从成果上看，阪神大地震的灾后重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地震发生后一年左右的时间，为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1995年底开始到1998年初，为全面灾后重建和对灾区进行全面援助时期；第三阶段是从1998年初到2000年前后，为灾区全面恢复和自立支援时期。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根据受灾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大规模援助。

日本的地震救助体系分自救、政府救助和社会救助三大部分，其中，以自救和政府救助为主，社会救助为辅。

在自救方面，日本自1966年起就建立了完善的地震保险制度。人们只要参加了地震保险，就能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金。这将大大减轻灾民在重建过程中的经济负担。现阶段日本的地震保险为非强制性购买，民众可以根据自己对灾害保险的认识和对本地区的地震危险性等进行综合判断，然后考虑是否购买地震保险。总体而言，日本民众的地震保险意识较高，全国地震保险平均参保率约20%。地震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为日本地震灾后重建、帮助灾民尽快恢复生活和生产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政府救助是灾民在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救助来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地震保险再保险的方式，帮助和促使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地震保险业务并按标准进行赔付；另一种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受灾的严重程度和自救能力，直接向灾民提供资金救助。为减轻灾民重建时的负担，政府还根据《灾害减免法》不同程度地减免对灾民的所得税和固定资产税等其他赋税。

在社会救助方面，除社会各界捐款救助外，日本的金融机构也会出台一些救济措施，如临时缓缴按揭贷款、减少贷款利息等来减轻灾民负担。另外，一些地方团体也会向政府呼吁要求延长受灾者按揭贷款的偿还期限，并免除因此而增加的利息负担等。

1995年日本阪神地区里氏7.3级强烈地震，造成6000多人死亡，3万多人受伤，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万亿日元（当时约相当于1000亿美元），总损失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1.5%，是日本战后遭遇的最大一场自然灾害。而阪神地震后的重建工作艰辛漫长，历时近10年，耗资近10万亿日元！所以，必须对灾后重建工作的艰巨长期性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

重视心理救助

研究表明，重大灾难会给现场人员带来巨大心理创伤，特别是老人和儿童，他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关切。为此，在日本遇到突发性的灾害危机事件时，一般最先赶到现场的是消防人员、新闻记者和心理咨询人员。

此外，在灾害发生后，日本还展开多项针对灾民的精神救助活动，比如派专家定期为幸存者免费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学知识讲座，安排生活援助员和老龄户生活援助员，定期走访老龄人住宅等。

地震救灾进入第二阶段后，主要工作就是安置灾民、重建家园以及对心灵遭受重创的灾民的长期心理康复援助。有评论认为，这一阶段的救灾可能表面上没有前一阶段那么惊心动魄，但其难度却丝毫不亚于对生命的救援，甚至意义更为深远。

以日本为例，2004年日本中越地震的时候，死去的67人中有竟然有51人是在震灾之后在避难所里因为精神上的衰弱和悲观以及疾病而死去的。

日本研究人员发现，在震灾发生后的头两个星期，灾民的特点是反复回忆地震的瞬间体验，这时候他们相对保持一种激动的情绪水准，但是两个星期后，立刻进入低沉、无语乃至万念俱灰的状态。在这两个星期之后的状态是否会留下心灵创伤后遗症，对于心理医疗是极为关键的。

在这个阶段，日本经常采取这样几个措施：首先是注意力转移。这时候要阻断传媒各种不必要的干扰，不要有意再次唤起当事人对灾难的体验和回忆。其次要提供充满希望的信息，比如他们今后生活保障方面的信息等。此外，媒体报道的内容要从对地震灾情的回忆，开始转为社会的关爱，帮助社会跟受灾群众建立起新的联系。比如日本有很多孩子跟灾区孩子建立起通信关系，未受灾社区跟受灾社区之间也建立通信联系，这都是很有效的措施。

应该说，灾后心理重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它的恢复远比房屋、道路等硬件设施的重建工作艰巨得多。

自从汶川地震后，我就有地震后遗症。我是内江人，今天又地震了，我很害怕，反应很强烈，我该怎么办？

心理学认为，面对重大灾难性事件，心理的恢复和身体的恢复一样需要时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因此，面对不断遭受“余震”的心灵，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它时间；再能做的，就是以恰当的方法善待它当液体中的溶质达到最高限度，就会产生饱和。我们的心理也一样，如果接受同一种信息的刺激过多，超过了心理的限度，也会出现饱和。到底多少信息可以达到心理饱和，这与个人的心理基础及处理信息的方式有关系。

地震是一次强烈的刺激，在我们接受信息源的过程中，当我们感到难受时，如果能通过运动、听音乐等方法来主动调整，就不容易遭到心理饱和的袭击；相反，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对自己的悲伤听之任之，则容易出现心理饱和。另外，当心理饱和出现了，告诉这是正常的心理现象，继而采取主动的调节措施，可以尽快走出饱和期。

比如说，在一段时间里，可以有意识地掐断信息源；积极进行体育锻炼；转移注意力；主动求助专业帮助,相信，经过积极调整，我们的心灵是能够走出心理饱和期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情绪和情感按发生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等方面，可分为三种基本形态：激情、心境和热情。

激情是一种迅速强烈地爆发而时间短暂的情绪，如狂欢、暴怒、痛哭。比如地震刚发生时，我们强烈的悲伤和痛哭就属于激情状态。

而心境是一种一种微弱平静而持续的情绪，如心情舒畅或闷闷不乐等。地震过后，也有一些人，心里总是感觉很难受，心头像是被阴云笼罩着，这就属于一种心境了。

热情是一种强有力的、稳定而深刻的情感。热情虽不如激情强烈，但较激情深刻而持久；它有时虽不如心境广泛，但较心境强烈深刻而稳定。积极投身灾区建设，为灾区的重生出谋划策，这些理智的行动，都可以激发热情，本身也是热情的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激情退去，并不意味着“消沉”“麻木”，只要有理智的行动在，就是一种进步。

2008年抗震救灾过程中有哪些现象和心理学相关联

灾后压抑情绪应及时疏导

——访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樊富珉

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后，全国上下积极抗震救灾。记者采访了刚从重庆培训将奔赴地震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专业人员归来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心理学教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樊富珉。

记者：灾难发生后人们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心理反应，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樊富珉：在经历重大灾难时，人们所受到的严重伤害既有身体方面的，也有心理方面的，而身体上的创伤也会带来心灵上的震惊。如果能够在身体康复的同时，提供专业的心理援助、辅导，有利于受灾群众面对和化解灾难带来的痛苦，重新积极投入生活，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

专业的心理援助首先是帮助灾区群众稳定情绪，给予关怀、理解、陪伴和支持，使他们有机会宣泄负面的情绪，使他们不感到孤单，让他们看到有人与他们一起承受痛苦。

灾害发生后，幸存的人会出现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如担心灾害再次发生，害怕剩下自己一个人，害怕家人受到伤害。有些人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因灾区情况复杂，有的地方救援人员难以迅速到达，认为无人关心自己。有些人会感到命运不公平，但更多的是感到伤心、悲哀、无助、茫然。一些生还的教师会十分内疚，自责为什么没能救出更多的孩子等。经历灾难后身体上也会出现一些反应，如做恶梦、睡不着、见到现场惨状会恶心。这些都是非正常状态下的正常反应。

记者：地震后不同年龄的人心理反应会不会有所不同？

樊富珉：是的。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青少年经历灾害后产生的心理反应有所不同，学龄前儿童可能会出现与父母寸步不离、害怕黑夜、吃不下饭、尿床等身体反应。小学生在家或在学校可能会出现攻击行为，因恐惧而不愿出门、不愿上学等逃避行为。

在灾区，不同群体所受的心理创伤不同，引起的反应也不同，心理救助工作应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给予有针对性的帮助。对年龄较大的孩子最好采用团体辅导，让他们表达出灾害后的心理反应，接受自己出现的症状，面对现实，重新建立起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记者：如果对经历灾难的人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会怎样？

樊富珉：如果灾后不对压抑的情绪加以处理，有可能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典型的表现一是会经常在脑海中反复浮现当时的情景；时常做恶梦；当时的感觉常常突然涌上心头；容易触景伤情，而且情绪非常激动。二是会设法避开一切与该次打击有关的思想、感情、活动或场合，对周围事物感到麻木。有些人会否认自己有受创的感觉，也可能渐渐感到无助和失去控制感。还有就是长期有以下的症状，如失眠、烦躁、易怒、注意力涣散、高度警觉、容易受惊并且反应剧烈；接触到与创伤事件有关的事物会产生各种生理反应，如头晕、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脸色发白等。如果这些反应持续6个月以上，并明显影响了个人的正常生活，就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寻求专业人士（如临床心理学、精神科医生、辅导员、社会工作者等）的帮助。

一般灾难发生3个月后，心理问题会逐渐凸显，半年及更长时间后，受灾人群的自杀率会上升。这次地震中小学校舍大量倒塌，师生遇难、受伤，被救生还者不在少数，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家长，对他们心灵创伤的干预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可以说，心理上的重建比物质上的重建难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