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中国的经济状况（冷战后的经济格局）

本文目录一览：

• 1、冷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
• 2、论冷战结束对东亚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和日本有何影响
• 3、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的政治经济背景
• 4、冷战对中国的影响
• 5、1949年到1958年中国经济情况

冷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

　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影响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科技革命、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各国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升降，从而影响到世界政治的发展 ；

②加快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实现的结果往往导致政府的更迭，从而对世界政治发展产生影响 ；

③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 ；

④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 ；

⑤ 经济安全成为一国安全的核心和基础。

论冷战结束对东亚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和日本有何影响

1989年冷战结束，在欧洲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在亚洲以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马来西亚共产党与泰国政府签署条约为标志。尽管冷战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遗产依然存在，但共产主义已不再被认为是本地区的威胁，就像冷战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一大动力一样，冷战的结束也同样对东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地区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对本地区内部的经济产生动态效应。冷战期间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冷战后出现的新制度以及过去的旧制度和新的环境之间产生的矛盾都会对东亚经济产生影响。

一、冷战后东亚的自由化与危机

冷战时期美国出于反共的地缘安全考虑，向东亚提供大量的援助、支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开放本国市场，长期与本地区保持着贸易赤字。但随着冷战结束特别是美国将重心转向经济，美国在东亚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因素逐步淡出。长期以来美国与新兴工业体和东盟之间巨大的贸易赤字就更使得美国国内的新保护主义者坚决要求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经济自由、开放本地区的市场。美国则采取措施如威胁提高国内进口关税等手段强压韩国、台湾和其他经济体更快更广泛地向美国产品开放本地区市场。在美国的压力下，对美国产品在本地区的贸易限制部分地或者全部地被取消。美国则又采取措施限制对其本国市场的渗透，美国终止了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进入美国市场的零关税优惠政策，采取自动出口限制（VERS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迫使台湾美元和韩国韩元货币升值。除美国的压力外，全球化也鼓励着亚太地区的政府抓住机会以获得最大利润。[1] 在国内，东亚地区持续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工业扩张，并造就了一批新的商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社会内部变得更复杂和多样化，他们也自然要求政府实施经济改革甚至政治自由化。冷战后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东亚地区相继实行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如泰国政府为将曼谷打造成地区金融中心，采取了一些金融自由化的方案，取消了各种银行储蓄的优惠政策，减少了对资本投资的限制，改变了向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规定，取消了对外国贸易的限制，并允许外国银行向本地区购买、发行美元贷款。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金融改革措施。东南亚地区的中央银行利率普遍较高，这就使得投资者难以偿还贷款，生产者难以维持市场的竞争力，消费者也难以维持较高的消费水平。国内利率过高同时也导致本地区金融机构向国外贷款大量利率相对较低的资金。然后再以高利率贷款给国内企业以获取高利息回报。这样，一旦资产泡沫爆发，银行和其他租借机构的不良贷款就会急剧膨胀，也就会导致它们的轰然倒塌。在韩国，到1991年6月底仅有6.1亿美元的贷款被官方列为不良贷款，但实际上来自独立机构的调查估计已超过这一数字的15%。[2] 到1995年泰国的短期债务上升至410亿美元，到1997年韩国公司的不良贷款估计500亿美元，大财阀也卷入债务之中，前十个债务利率最高的在359%和1214.7%之间。[3] 另外，本地区的国家外债也急剧增加，据统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外国的贷款就达到了泰国外汇储备的120%、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外汇储备的几乎200%。[4] 在政府缺少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背景下，国内经济的发展就会因外部资本的流动和不良贷款的日渐增多而变得脆弱。这样，在冷战后旧机制（如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机制）被取消，而新制度（如有效的监督干预制度）未建立，或冷战时期的旧制度被保留而又不适应经济自由化的新环境，不足以解决新自由化的经济问题，这就使得冷战后经济的发展面临危机。冷战后政府失控的金融自由化导致泡沫经济破产，最终引发1997年7月自曼谷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

冷战时期，美国为对抗东亚的共产主义，向该地区提供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开放本国市场，甚至不惜牺牲部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来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并积极推动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有地缘冷战的顾虑，于是要求本地区经济自由化，更大程度地向美国产品开放，美国再也不会将所有的好处都让与东亚了，而主要考虑自身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可以说在缺少对经济活动监督的情况下，经济活动自由化无疑是导致危机的一个最重要因素。[2] 在危机即将来临前向泰国和其他经济体未发出足够的警告，当危机袭击本地区时美国也没有像两年前帮助墨西哥那样向东亚地区提供及时的援助，而只是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助泰国和其他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摆脱经济困境，而IMF坚持预算平衡、高利率和减少政府开支就使得东亚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并加深了社会的动荡。短短几个月内IMF的“疗方”就导致了泰国、印尼的失业率翻了一倍。韩国的失业率也从1997年的2.3%上升至1998年3月的6.7%。[5]

从冷战前、冷战后以及危机前、危机后美国对东亚经济的态度变化可见，美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冷战使美国为了维护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不惜牺牲部分美国利益来支持东亚经济的发展，一旦冷战结束，美国在追求国家利益方面就再无安全考虑，而放手要求经济自由化以使美国产品尽可能地打入本地区。东亚金融危机如同冷战突然结束一样猛然爆发给东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当然，这并不是说冷战结束东亚繁荣也就结束了，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要从长远、动态而非短期静止的眼光来看待，毕竟亚太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特别是又有了崛起后的日本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 二、冷战后东亚地缘经济的一体化

冷战时期东亚地区有着相同的经历，东亚资本主义阵营都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美国以冷战为借口支配着亚太经济的发展，之后日本的投资又横扫整个东亚。本地区也大都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政府，实行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共同的经历意味着它们在应对未来经济问题上有着很多相同的挑战。[2] 这就加强了本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就推动了地区主义的发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冷战掩盖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出现，尤其是美国通过与东亚盟友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条约，倾向于禁止东亚内部之间的直接联系，但是一旦冷战结束，多边主义开始成为东亚的主流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地区主义思想就会出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就是在1989年冷战结束的年代成立的，尽管该组织是将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和地区联系在一起，但反映了冷战年代曾潜伏着地区主义的发展这一事实。

20世纪90年代早期，东亚地区对于政府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缺少兴趣，多数国家和地区不主张通过地区合作的方式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此时，东亚地区主义主要是基于市场引导下的经济合作，其中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公司在本地区的投资和贸易来推动。本地区缺少对政府主导地区主义的热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最明显地表现出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组织集团（EAEG）遭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冷淡反应，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担心被排除于本地区所致，最后在美国的同意下，EAEC成了在APEC框架下的一个分支机构。

与欧洲和北美洲相比，东亚地区在经济合作、地区一体化方面相形见绌，自然就更不用说政治方面的合作了。历史的因素、亚太地区内部的巨大差异以及本地区与外部程度不同的纽带都阻碍了它们在国际协谈中采取一个共同的声音，也阻碍了本地区内部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在东亚走向地区一体化方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它更像是一个辩论的俱乐部而非代表一方利益的谈判主体，其决议难以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其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甚至南美洲一些国家，它们自然强调自身利益而非为亚洲考虑。因此，APEC也就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亚太经济共同体。[6] 再如东盟在1967年成立后就演变为一个反共组织，主要在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尽管也努力促进东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但东盟国家一直主要是与其他地区从事经贸往来，内部彼此之间的经济互动很少，如果将新加坡排除在外，那么东盟国家内部的贸易仅占东盟总贸易额的5%。冷战后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发展较快，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本地区多数国家的最重要出口市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可能仍是如此。东亚与欧洲的经济规模仍然超过本地区内部的贸易和投资。日本在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对亚太多数国家和地区至关重要，但日本在对外出口和投资上仍主要以美国为目的地，依赖本地区相对较少。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三角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都会导致东亚内部经济互动的增长，但实际上这只是毗连地区性一体化而非代表整个东亚。同样，香港与大陆之间的贸易发展也会导致外贸数字的上升，但实际上这也只是意味着香港更加与中国内地经济融为一体。

冷战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程度相对较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虽有发展但基本上仍是一个松散的合作机构，但所有这些都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发生变化。多数东亚地区的政府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的不当表示愤恨，对于美国政府反对成立“亚洲货币基金”以应对未来危机的做法也表示痛恨。东亚地区的政府只有选择其他的方式方能更好地应付未来出现的危机，而推动本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应是解决本地区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案。冷战后至危机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得到较大发展，但它毕竟不是代表东亚地区的经济组织，东亚地区对于推动本地区一体化所扮演的角色有限，但危机后东亚政府则积极地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另外，在全球区域经济竞争中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巨大压力也催生了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东盟10+3（APT）是本地区较为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战后东盟各国几乎都是从欧、美、日引进资本和技术，发展了本国的煤炭、石油化工、家用电器等传统产业，各国出口的产品种类也极为相似，致使东盟区域内部贸易长期没有大的扩展。经济日益兴起的中国、经济强大的日本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必然为东盟带来无限的商机。1996年为参加当年3月份在曼谷召开的亚欧会议，东盟邀请中日韩三国加入作为亚洲的代表，1997年在吉隆坡东盟峰会上10+3政府首脑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举行，之后每年都定期举办一次10+3政府首脑会议以及各种部长和官员参与的会议。东盟10+3（中日韩）为解决东亚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合作和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例如，东盟成立了亚洲证劵市场，这样，亚太地区的货币以公共或私人证劵的方式就可以进入其他本地区的经济体而无需再通过美国。同时，APT也为发展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日本以及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平台。目前，APT应是最好的亚太经济一体化形式，至少APT的领导人已表示此组织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东亚贸易自由区。[7] 由于受东亚地缘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东亚地区的一体化不可能很快达到欧盟一体化的程度，但从短期来看，人们期望东亚首先能对内取消关税，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对外则保留关税以应对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竞争；从长期来看，随着东亚内部生产网络的形成，内部贸易投资流动的增加以及面对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竞争压力，APT完全有可能会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组织，当然也有可能在未来会出现比APT更加统一的一体化组织，如东亚共同体。

三、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边缘化与地区经济的崛起

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长期保持对亚太的绝对经济霸权，左右着亚太各国经济体的走势。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越南战争的拖累，加之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其在东亚地区的绝对经济霸权仍然不可撼动，在援助、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美国依然保持着较大的优势。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日本在东南亚经济的渗透，美日成为东盟最重要的进出口市场，但相比较而言，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比日本从东盟进口相对更多的工业制成品。[8] 而日本则更多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更多地从东盟进口原料和能源等初级产品。 冷战后的东亚地区除了原有资本主义阵营经济的发展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作为后期国家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东亚作为“太平洋世纪”核心区域的地位。东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贸易和投资机会的扩大令美国也就愈加依赖亚太市场。如1986年东亚大约36%的出口都进入美国市场而美国出口中只有23%进入东亚，但到1991年对美国的出口仅占东亚总出口的24%而美国对东亚市场的依赖则上升到了其世界总出口的27%。[9] 另外，由于美国国内储蓄难以满足基本的投资要求，美国亦愈发依赖此时期崛起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如美国向东亚的日本、台湾和本地区其他富裕投资者出售了大量美国国债，同时美国私人企业的投资也更多地来源于东亚地区。

可以说，冷战后东亚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性降低了，而美国则相对提升了对东亚地区经济的依赖性，美国在东亚地区经济中的角色在降低，美国的影响力在降低，美国作为太平洋东岸的旁观者的角色在上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随着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从十年伊战的脱身，美国开始重返亚洲，将战略重心东移，在谈及亚洲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美国回来了”，明确表示美国将比过去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投入。很明显，美国今后的战略重点将向亚洲转移。但美国向亚太的战略重心转移也主要局限于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加大了对亚太其他地区的重视。日本在东亚制造业的总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年均增长了10.8%，而从1985至1988年日本在亚洲的投资年均增长达到17%。[10]

另外，据最近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亚洲的日资企业的产品返销日本的比例由1980年的9.6%上升到了1987年的16.7%，这一比例要远远高于日本海外投资9.1%的返销率。[11] 20世纪90年代东亚内部国家、地区间的经济互动在增强，“大中华经济圈（华南和整个东南亚的华人）”内部的直接投资也发展迅速，本地区内部新投资模式的发展自然会助推地区内部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东亚内部的投资和贸易互动的增强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更容易创造一个经济自立、强大的次区域经济体。据相关研究机构公布的资料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增长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相应使东亚经济产生1.6%的增长率，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每1%的增长率只能使东亚增长0.3%。东亚内部经济的互动性增强，也就减少了对美国经济体的依赖性。[9]

冷战后，尽管美国在东亚地区仍然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军事政治事务上依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其被经济边缘化却是不容忽视的现实，而东亚地区内部经济互动能力的增强减少了本地区对外部经济体特别是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进一步提升了本地区经济的一体化。长期以来，受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东亚地区一直因历史、语言、领土等问题而内部存在诸多的矛盾与不和谐，甚至本地区国家间的矛盾亦会冲击经济的合作和本地区经济的凝聚力。可以说，东亚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组成，被不同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国家间的长期对立所分割的地区。然而，这种看法现在越来越不正确，尽管东亚不可能在短期内如同欧盟一样的统一，但现在东亚内部政府间增强了外交接触，而且也都意识到它们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利益。[9] 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增强，内部凝聚力的提升将进一步提升本地区在区域和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话语权，而且本地区势必在经济合作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合作的领域而转向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从长远来看，东亚共同体也势必成为本地区的一种长久趋势。

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原文地址：

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的政治经济背景

冷战后的大国三角关系发生了质变

那种认为美俄接近将不利于中国的看法其实隐含着这么两个前提：首先，中美两国正处于一种争夺盟友的竞争关系，或者至少美国对中国充满敌意；其次，俄罗斯在中美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选择将使中美俄三角决定性地倾向一方。

这样的思维是基于对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参照，所以依然具有浓重的冷战色彩。

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冷战时期的合作是服务于对抗的；而冷战后的对抗则越来越多地开始倾向为合作服务。

这自然跟冷战结束的大环境有关，但也跟具体国家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有联系。俄罗斯、中国都要求全力发展国内经济，而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实现了所谓的“打天下”任务，主要精力转到了“治天下”的任务上来，因而除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外，在国际上更主要的是要传播美国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以及防止大规模破坏性武器扩散，在当前则具体化为反恐怖战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显然没有去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只要台湾问题不恶化到某种程度，两国就不可能发生类似美苏关系的全面对抗。

在历史上，三角关系因三组双边关系的不同组合而区分为这样几种情形：三国彼此交恶、互相攻伐，如中国古代魏蜀吴三国的某段关系史；两国交好共同对付第三国，如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两国交恶但同第三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如俾斯麦时期的德俄奥三国关系；第四种则是三国彼此友好。

冷战后大国关系的质变导致了大国三角关系从第一种类型逐渐转变为第四种类型。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中美俄三国关系基本上属于第四种类型，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所以美俄两国的接近，并不像当年的中美接近那样，是专门针对第三国的，而是有其他的具体寄托：俄罗斯是希望可以借此放下维护庞大核武库的经济包袱，并通过加速融进西方来实现国家的发展；美国则希望在欧洲盟友日渐离心的背景下拉住俄罗斯进行平衡，并且抓住俄罗斯这个石油第三大生产国的资源，消除对方对自己将要采取的进一步反恐措施的抵制等等。

冷战对中国的影响

冷战时期中国被发达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孤立，封锁，遏制。经济发现，文化，贸易等大大受限，与别国建交困难，只能依靠苏联，采取向苏联一边倒政策。

冷战的影响：

1、冷战给美苏双方以及东西方之间带来了长期的对峙和对抗阻碍了全球一体化发展，也造成了德国、朝鲜等的分裂，并引发局部战争

2、在冷战大环境下，因美苏双方势均力敌，所以两方都在极力的避免战争，所以在近半个世纪里避免了新的大规模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3、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长期共存中都程度不同地从对方身上借鉴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并用于内部调整和改革，推动了世界的整体发展

4、面对两极格局对峙局面，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组成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逐步发展壮大，第三世界由此崛起

5、促进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形成，同时也推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

扩展资料：

冷战”这个词起源于1947年4月16日伯纳德•巴鲁克在南卡罗纳奇伦比亚的一次演说。此外，1946年丘吉尔访问美国，在这次访问中他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维斯特，一幅横跨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由此间接表示“冷战”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集团，竭力想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通过战争，即所谓“热战”，还依靠除军事对抗形式之外的一切形式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表现为组建军事集团、进行军备竞赛、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干涉他国内政、扶植代理人进行局部战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冷战

1949年到1958年中国经济情况

关于新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阶段(1949—2004)的探索

关于新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阶段(1949—2004)的探索

董志凯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这是作者在第四届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上的主题报告。赵农、黄志钢参与了本文基本观点的讨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2003年GDP增长9.1％，GDP总量达到11.6万多亿元，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国际经验反映：进人人均1000美元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加快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战略起点，也是矛盾凸现的时期。①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过程中，资源约束的矛盾正在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各种利益摩擦也在加剧；就业、“三农”、金融问题累积，等等。这表明我国步人一个新的增长阶段，面临重大战略调整。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中国经济历史上的增长与发展，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现存的矛盾与摩擦，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了解“路径依赖”可能带来的障碍。从而对于适当地把握战略和政策均将有所裨益。

一

关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目前已有连篇累牍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关于阶段划分标准不同。例如从五年计划的角度、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党和国家关于经济重大决策的角度、中外经济关系变化的角度，等等。不同标准所划分的阶段多少和起点终点也有所不同。在这些标准的背后，实际上均不同程度地体现着生产要素形成与配置方式的制约。

面临新的增长与发展阶段，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尝试从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形成(简称要素形成)、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简称要素优配)、知识和技术创新(简称要素创新)三个层面，大体概括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大体以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界；后两个阶段大体以20世纪末一21世纪初为界。每两个阶段之间的界限，不像重大决策颁布或五年计划起止那样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阶段划分是指其主要特点的变化，各个阶段之间有所交*和过渡。

二

1952年，新中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时，零星的工业企业、占工业产值72％的手工生产、残缺的产业结构、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与任何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也面临工业化所需生产要素匮乏的所谓发展性短缺问题。这些生产要素包括货币资本、有一定素质与技能的职工、工业原料和土地、机器设备、以及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尤其中国在遭受了割地赔款、经济掠夺和多年战乱之后，就更容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即：低收入导致低储蓄，而低储蓄又造成低投资，从而无法跨人工业国家的行列。

我国的要素形成阶段，由于底子薄、基础差、遭受国际封锁，经历得十分艰苦。为了建立大国所必需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建设，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强化积累、压低消费，来保证建设与开发。在体制上，以单一的公有制取代了多种经济成分；在决策上。以国家和集体的公共决策取代了企业和个体的选择。在要素形成的初期，在冷战的环境下，这样做在整体上有利于在稳定国内政治的同时强制建立和强化比较劣势的部门和行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阶段可能是难以回避的。同时，由于经验的缺乏和认识的僵化，我国在实施单一公有制过程中走了弯路。在经济体制上放弃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探索。从“批反冒进”、“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文革”，从经济体制到具体政策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也导致“要素的优化配置”与“要素形成”两个本来可以同时并举的两个方面不能理想地楔合。②

尽管如此，在1953—1965年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调整时期，我国在能源、冶金、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以及航空、航天、电子、原子能利用等新兴产业方面填补了一系列空缺，成长起大批的科学技术专家和技术工人，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工业化的有效积累和外交领域的得力斡旋，我国的国际环境有了根本的好转，为引进先进技术和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

在遭受了“三年困难”、“文革”等巨大的挫折之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驱使举国上下解放思想，奋发探索。为新时期的到来做了准备。

三

在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建立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要素优化配置明确提上了议事日程。从1978年底开始，以思想解放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改革开放的先河。接着，我国对20世纪50年代初起逐渐形成、曾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严重弊端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渐进的、但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革。

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前提。20年来，随着所有制观念的不断更新和突破，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的需要，通过政策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和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并且正在逐步建立规范的产权制度。大量生产要素经过市场配置，由资金、人力、物力转化为可以流动、增值的资本，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包括外贸体制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稳健开放市场、利用外资，从政策引导迈向制度保障。使我国得以利用国内国外两大市场、多方资源，加快了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对外贸、外资的依赖程度也在提高。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在我国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在世纪之交，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特征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同时，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在有利于我国利用国际资本，引进先进技术，流人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对企业的竞争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一系列突出问题面前，我们面临着进入“黄金发展时期”还是重蹈“拉美现象”④的两种选择。可以说，21世纪，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进入了不创新就不能发展的新阶段。

四

在创新阶段，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多，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提出了大量新的历史课题。

例如：面对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如何对待公平与效益的关系，怎样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加强调控，努力缩小这三种差距，扫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障碍?面对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是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仍比较落后，尤其是就业和失业问题突出等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的现状，如何建立经济和社会协调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源约束不断增强，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等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的矛盾，如何投入资金促进科技进步、发展教育、治理环境、改善生态?面对浅层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型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深层次攻坚性改革；特别面对是改革的社会基础发生分化，改革已不能普遍增加各群体的利益，有些既得利益群体甚至要丧失已得到的部分利益，这些因素使深化改革的难度加大。非经济的因素对改革的制约明显，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触及社会、政治、文化、司法等非经济领域。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协调推进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的改革?

在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面前，要素创新，首先是人的观念与制度的创新。观念与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树立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改进政府管理制度，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地方政府还在大量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发展的思路还没有真正转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上，没有完全摆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仍然把增加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推进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要做到这一点，理论和观念的创新仍然是前提条件。

第二是科学技术和其他生产力的创新。早在世纪之交，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做出《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在以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能否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已经成为竞争的焦点，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创新与竞争力问题进一步凸现。

要素创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既是现实问题，也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有鉴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是昨天的历史。21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关注的对象。尽管这一阶段刚刚开始，但是认识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也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

① 从人均GDPI 000美元到4000美元，美国花了整整100年，日本用了70年，而韩国只用了25年。相比较而言，印尼、菲律宾比韩国起点要高，但速度却慢得多，一些拉美国家也长期徘徊在人均GDPI 000或2 000美元。

② 据张汉亚研究.1958—2001年我国投资项目失误率接近投资项目的50％。(经济参考报)2004年7月27日。

③ 由国家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所的课题成果《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认为：中国2001年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约为69％。2003年4月22日光明日报。

④ 所谓“拉美现象”，即面对各种矛盾处理不当，就会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参见李光荣：《中国经济如何避免重蹈“拉丁化”之辙》，载《中国经济时报》2004-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