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经济面临的困难（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

本文目录一览：

• 1、2016年经济形势怎样?与15年相比
• 2、2016年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当前困境
• 3、2016年全国两会一经济刑势可能出现的问题
• 4、2016年为什么各行各业经济都在下滑，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样持续多久？会转变什么样？谁能说一
• 5、结合2016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简述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 6、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如何走

2016年经济形势怎样?与15年相比

众说纷纭，但肯定是相比2015更艰难一些！

第一篇：

人民论坛，作者刘瑞，原标题《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展望》

中国经济正在过一个大坎。许多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预测，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业绩面前屡屡食言。比如有的预言中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8%的增长率，但是实际上是朝着7%、6%的趋势下行。再如有的预言中国经济将会出现一场危机，但是现实是只有困难而无危机。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自从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行之后，中国经济就开始了新一轮的结构调整。而对于一个处于结构转型期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常规的宏观经济分析均宣告失灵。认识当前的中国经济走势，需要坚持运用结构分析的思维眼光来看待。从结构分析的视角来看，2016年的中国经济将会有如下五个基本趋势的出现：

第一，传统产业进入深度调整区间。钢铁、煤炭、建材等产能过剩的产业会继续去库存减产能，其中会出现多种分化：一部分传统产业全行业经过调整进入正常业态，如房地产；一部分传统产业经历升级逐步走出低谷，如汽车、家电；更有一部分传统产业继续收缩，如钢铁、煤炭。传统产业中的大批僵尸企业，是无法逃过2016年的。

第二，新兴产业将会持续保持增长的势头。2015年国家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已经公布，需要在2016年落实。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电商、微商在“互联网+”的战略激励之下，已经开始出现良莠不齐的乱象。这表明，2016年必须加强新兴产业的行业自律和行业监管，建立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和机制越来越重要。同时，即使新兴产业也需要通过企业兼并实现发展，因此2016年将会出现一批新兴产业企业的资本兼并重组。

第三，城市化进程将提速。自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推出之后，为稳妥推进这项巨大的系统化工程，国家选择了66个试点城市进行综合试点。经过一年多的试点，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各项配套改革措施也相继出台，这都为新型城镇化提速推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外，城镇化提速也有利于化解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因此，2016年各项有利于城镇化的措施出台必然会掀起新一轮的消费和投资小高潮。

第四，资本市场重新活跃。本来2015年将是自2008年资本市场高潮之后的又一高潮，但是发生在年中的A股股灾打断了这个势头。股灾暴露出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深层问题，涉及官员贪腐、券商违规、政策失误等多个方面问题。随后的行业整顿和追查，以及政策完善，使得资本市场开始步入正轨。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市场化发展是持续的过程，随着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之后，这个进程将会进一步加快。因此受多种利好因素刺激，2016年的股市及整个资本市场将会活跃，再上新的台阶。目前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国际资本依然看多中国市场。

第五，对外经贸出现新的增长。有利于这个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其一，世界经济继续处于复苏通道上，没有逆行可能。其二，“一带一路”效应开始发酵，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将会大大强化。其三，中韩自贸区完成了所有的法定程序，将会给中韩两国经贸关系注入动力和活力，并为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和周边贸易扩大带来新的增长机遇。其四，自2008年以来中国外向型企业调整已经大致完成，新的外向型企业在国际竞争力方面优势有所加强。其五，如果人民币纳入SDR的过渡期没有大的波动，控制恰当的话，目前人民币的微幅贬值将有利于改善出口状况。

第二篇！

2016年注定是一个转型之年，也是需要耐心蛰伏的一年。目前经济下滑明显，在短时期内不会好转。 在债务高企、产能过剩已无潜力出台大的刺激政策的背景下，通过货币超发进行需求刺激的凯恩斯主义行不通了。通过深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经济运行质量是未来若干年的重点。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目前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劳动力人口下降，逐步丧失人口红利。 同时资金投入对经济的刺激效率越来越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粗放型经济已行不通。社会保障不足导致消费难以刺激，土地等生产要素被禁锢，市场机制失灵。在这种背景下，要实现破局，唯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是指扣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贡献后，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与革新带来的产出增加，反映了各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以及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都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目前经济形势具体存在下列问题：

十三五时期劳动人口或继续降低1000万人以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这需要减员增效，同时通过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解决对劳动力的依赖。

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从20008年到现在，每增加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显著上升。投资结构也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产能过剩。这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出清落后产能。同时依靠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国际间的产能转移，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以带动更多需求。

制度瓶颈抑制资源配置效率，国有垄断企业效率低下，同时由于各种壁垒影响了资源流动和经济活力。国有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僵而不死、尾大不掉。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未来攻坚的重点。但上层建筑如何自己改革自己，是几乎无法破解的难题。

2008年后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地方债存在局部风险。 加上房地产降温，金融机构的坏账上升都将成为未来发展中的地雷。银行对企业的停贷抽贷会加速一些企业的死亡，民间借贷的不健全和高成本也无法为企业输血，甚至还有让其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因此需要政府简政放权，深化物价改革，国企改革，使经济运营真正市场化。降低企业纳税，为企业松绑，提升企业活力。

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以及企业用工制度，使劳动力市场化。需要进行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改革，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在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让劳动力素质和市场来决定薪酬。只有劳动力市场化才能真正促使人才素质的提高以及人才的优化配置。

通过农村土地流转等改革，促进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农民依靠土地流转获得的资金进行投资兴业，可促进城镇化，帮助稳定经济的基本盘。土地的集中可促使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但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根基，这一过程不宜过急，需配合农民素质的提高，否则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从历史的兴衰看，经济恶化产生的流民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力量。会决定政权的存亡。目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增多，很多地方出现一点就着的现象。促进社会发展必须先保证稳定和和谐，提高民众幸福指数。

因人口结构问题带来日益扩大的养老和医疗资金的缺口，目前只能依靠延迟退休，削减退休人员福利，提高在职人员缴费。这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是个矛盾，即便不进行这样的改革，最终也会通过通货膨胀降低购买力，形成实际上的转移支付。其他出路只有通过养老全国统筹，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资金。这将考验政府能否放弃既得利益，藏富于民，配合经济改革中国进民退，让私人掌握经济资源。

2016年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当前困境

一、新型城镇化将带来巨大投资与消费需求。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过程也是创造新的经济需求的过程。目前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为51％（城镇户籍人口不到40％），如果10年后城镇人口比例达到60％，则城镇人口将比现在增加约1.3亿人。如果一半新增城镇人口进入现有城镇，一半进入新建城镇，每个新城镇人口平均10万人，则将增加650个新城镇。相应地，已有城镇扩大规模及建设新城镇均需要新增厂房、住房、道路、学校、医院、生活设施等，将形成新的、巨大的投资需求。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后，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也将扩大和升级。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二、非公有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将发挥更大作用。非公有经济创造了中国绝大部分新增就业岗位，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70％以上，创造的GDP占全国GDP总额近70％，上缴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例超过50％。非公有经济在支持经济增长、促进城镇就业、增加财政税收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10年，非公有经济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逐步推进，非公有经济将获得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包括：非公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在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获得平等地位，消除各种隐性

壁垒，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特许经营领域向非公有制企业开放，非公有经济参股投资于国有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造，等等。可以说，非公有经济发展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与政策支持，其在吸纳就业人口、增加税收、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三、产业结构调整将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健康可持续发展。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其中之一，其表现是产业集中于中低端环节，技术水平低，导致研发与创新能力弱，产能过剩严重，环境污染严重，能源消耗大，资源消耗大。未来十年，我国将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控制高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产能，提升加工制造业技术水平，增强自主创新与产品研发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将使我国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产品技术含量更高，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同时，将推动中国经济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健康可持续型转变。

四、中国扩大开放与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未来十年，全球贸易、金融、投资以及区域经济将进一步一体化，并促进各国经济互惠互利，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包括放宽投资准入，建立自由贸易区，扩大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中国经济将更深入、广泛地地参与到全球经济之中，更充分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五、发达经济体总体趋向复苏，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利外部环境。目前，美国经济复苏明显，增长势头比较稳健，预计这一趋势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将延续下去。欧洲经济也表现出复苏的迹象，综合各种因素分析，其复苏势头会逐渐明显。日本经济在投资、消费、出口增长的带动下开始复苏增长，并已摆脱通货紧缩的威胁。这三大经济体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密切，是中国商品的最重要出口市场以及投资来源地。三大经济体逐渐复苏、稳步增长，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外部环境。

此外，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行政体制的改革以及建设法治社会、反腐倡廉等均将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也同时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民营企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同时国有企业总规模也逐步壮大，如今，国有企业已占据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各重要领域，如金融、交通、电信、能源、原材料等领域，一些国有企业成为所处领域的大型垄断企业，既垄断了市场也垄断了价格。一些国有企业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也表现出自身的不足，如靠垄断维持盈利、效率较低、缺乏创新活力。未来十年，国有企业将进一步改革，重点之一是发展混合所有制，这将导致国有经济占比下降；之二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将导致部分国有企业不再直接由政府管理，从而失去政府提供的种种保护和特权。由于国有企业规模庞大，占据重要领域，因此，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一旦出现重大挫折，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并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

二、市场化改革问题。未来十年，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一些现在仍由计划控制的资源、价格会逐渐放开。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价格改革往往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放开的同时伴随着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因此，今后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的同时，必须防止价格失控导致的严重通货膨胀。

三、贫富差距。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表明贫富差距超过警戒水平。尽管目前已经表现出缩小的迹象，但是由于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贫富差距仍然会较大。贫富差距过大不仅会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社会阶层矛盾等社会问题，还会抑制社会总体消费增长，增加社会对贫困人口救济的负担，拖累经济增长。

2016年全国两会一经济刑势可能出现的问题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约在6.9%，从物价走势看处于比东亚危机和次贷危机之后更为严峻的通货紧缩中，其间还有股市异常动荡，以及外围局势不稳的困扰。前瞻2016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怎样的趋势？我们的猜测如下：

1.经济下行压力可能略有缓解。

在2015年9~10月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达到7.2个百分点以上，这显示了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加深的不景气状况。目前，令CPI下行的因素在于农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令CPI回升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和服务业用工成本的推升。令PPI下行的因素在于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令PPI有所改善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

综合权衡，从2015年11月份开始，中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可能温和缩小。从物价的搭配看，可能暗示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略有缓解。同时，在2015年余下的两个月时间内，央行降准和降息的可能性也会减弱。

2.投资增速将跌破10%。

2014年和20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0%和17%，预期2016年中国投资增速可能跌破10%。支持投资的三大因素中，工业投资有好转的可能性很弱，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仅在0~3%之间，关键因素在于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2015年基建投资规模可能在13.5万亿元，即便要维持12%的基建投资增速，也意味着2016年基建投资规模要维持在15万亿元以上，这极具挑战。即便财政政策将赤字率放松到3%甚至3.5%，也难以支撑基建投资持续膨胀，更何况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式可能是供给侧政策的减税，而非基建。

3.实体经济利润率会有轻微改善。

2016年，从工业投资、增加值和利润总额这些总量指标看，要观察到中国实体经济的改善是比较困难的。但也许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的税后净利润率会有所改善，这个净利润率在2014和2015年分别在5.5%和5.2%，到2016年工业企业利润率也许会轻微回升到2014年的水平。原因有二：一是市场利率保持在稳定低位，改善了企业财务成本，并且企业债务成本的重置定价可能持续3年以上；二是PPI也许存在改善的可能。因此对2016年实体经济的状况可能会出现判断分歧，关注总量指标者倾向于认为实体经济仍在恶化，关注边际指标者也许会认为出现改善的迹象。

4.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速将进入零时代。

这并不令人奇怪，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影子银行重新萎缩，实体贷款需求不振，中间业务收入渠道枯竭，这些都迫使中国银行业从2016年开始进入利润零增长时代。2015年银行业可能出现约3%的账面利润增速，之后2~3年中银行业的大致格局是，整体利润零增速，业绩分化加剧，不良资产双升，资本补充困难，行业并购重组提速，银行控股渐成主流。如果说产能过剩行业大多属于政府干预下在次贷危机后三年扩张过快的行业，那么符合政府干预和急剧扩张的银行，主要是中小城商行。

5.人民币汇率日趋灵活。

目前看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可能性很大，2016年也许是人民币国际化逐渐加速发力的一年，央行的可能姿态是减少汇市干预，扩大汇率波幅，引导人民币汇率走上均衡可持续的水平。因此2016年即便美元保持强势，人民币汇率的最大特点也并非贬值，而是波动区间的灵活扩大，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最终围绕6.35上下波幅达到4%左右，也并不令人意外。

6.消费增速可能提升至11%甚至更高。

导致消费持续较强的因素有二：一是涉房。存量住宅和商品住宅交易活跃，目前中国房地产已不太具备对钢材水泥等投资端的拉动能力，但仍具备对家居家电等消费端的拉动能力，2015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可能同比分别增长8%和15%，创造超越2013年的历史峰值，明年地产情况和今年持平的概率较大；二是涉车，尤其是成品油销售金额的改善。

“啃老”现象的普遍化，使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就业困难并未直接冲击消费。2016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上升至60%，而工业的贡献率则持续缩减。

7.A股市场加速常态化。

回顾2013年以来的中国A股市场，融资功能时断时续，监管力度或松或紧，市场热度忽冷忽热，始终不是一个具有融资、重组和投资者保护的常态化、多层次市场。经历了2015年7~8月间异常动荡之后，A股市场正从救市后的非常态加速向新常态回归。IPO的重启、注册制的落地、新三板的分层、股指期货交易的常态化都指日可待，甚至战略新兴板、国际板也并不遥远。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2016年回归常态的A股如果被纳入到MSCI指数也并不会令人惊讶。

迄今为止，权益资本在中国居民的财富配置中不足5%，而该比率在美国为20%。此外，非居民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占比不足3%。2016年中国股市加速常态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不可避免。

8.低利率终于姗姗来迟。

中国从2011年开始就呈现出增长持续放缓，但利率水平却和增长放缓背道而驰，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影子银行系统的不断膨胀，加杠杆加风险的影子银行提高的名义利率水平充实了银行盈利，但目前影子银行在中国已重新萎缩，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占比重新回到决定性地位；二是利率市场化不可避免地推高利率，缩小利差和迫使中国经济承受去杠杆压力，目前利率市场化已近尾声。

因此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利率水平呈现和经济增长放缓逐步一致的状态。如果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强劲复苏，那么低利率也将持续。影响未来中国利率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国内物价的总体走势，二是央行持续宽松的意愿和手段，三是美元指数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动。总体而言，至少在2016年上半年之前，中国利率水平将平稳，政府和企业债务重置致使债券供应端压力沉重，信用债打破刚兑的阴影不散。

9.中国外贸将受煎熬。

中国外贸增长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前10年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5%和20%，但这种高增长已逐渐远去，因素有三个：一是全球化在倒退，而不是加速。新兴国家无法再依赖外需型增长，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从一度高达GDP的5%~10%萎缩到目前的只略高于2%。二是区域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推行的TPP/TTIP都偏离了WTO框架，巴黎恐怖袭击也会迫使欧洲更为右倾和保守，中国也许会尽力推动和相关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但难以扭转大局。三是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等不太可能再用以刺激贸易，中国外贸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中国ODI(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2016年中国外贸仍将和全球贸易一同处于煎熬状态。

10.中国金融改革将呈现新格局。

这种新格局具有两种特点，一是金融改革快于实体经济转型的节奏，二是金融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快于对内开放和市场化。“十三五”规划给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清晰框架，监管框架的变革、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成为硬通货都是“十三五”期间金融变革的应有之果。但实体经济要实现去产能化、战略转移和实现新兴产业的崛起仍然艰难。同时，以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金融开放布局，比国内金融改革市场化、私有化的阻力可能小一些。

总体上看，从2016年开始，金融变革新格局可能逐渐清晰。日美等国的历史均显示，一个国家主动引导储蓄和产能的海外布局，是钱、产业和就业都向外走的过程，将对本国资产价格带来长期抑制。

2016年为什么各行各业经济都在下滑，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样持续多久？会转变什么样？谁能说一

关于2016年的中国经济状况，的确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诚如你所说的，许多行业的经营状况都在下滑，其原因十分复杂，会持续多久？会怎样转变？探讨如下：

1、许多行业不景气的原因。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投资强度持续加大（例如20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惊人的55万亿元），使得许多行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数量激增，导致由原来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形成“产能过剩”，企业订单不足，而庞大的“固定成本”却一点也不能少摊，使企业盈利减少。

众所周知，当企业获得的订单减少、实际产量低于“盈亏平衡点”时，企业就会亏损，而产能过剩使得全行业订单不足甚至许多企业的产量低于盈亏平衡点产量而亏损，就造成某个行业或许多行业经济不景气（下滑），进而影响到全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不景气。

第二个原因，是受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影响。中国是一个外贸型国家，早已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外贸总量占到全世界贸易总量的六分之一左右，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盟、日本等都长期经济衰退，也加剧了中国的经济下滑。

2、宏观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会持续多久？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率不足3%，但没人认为美国经济会崩溃吧？事实上美国稳坐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因此，中国经济即使再下降一些，只要长期维持增长率3-4%（目前是6%左右），维持经济稳定是完全可能的。毕竟我们的经济基数已经很大，居全球第二，不大可能一直维持像以前我们经济基数不大时那么大的增长比例。而且近年来我们的工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相对先进的制造业和完善的配套体系和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已经帮助我们稳定占领了世界经济很大一块市场，还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也是世界500强争先恐后要打入中国的主要原因）做支撑，因此，哪怕不景气时间再持续几年，都不会有大的崩溃性威胁。事实上一国的购买能力不可能迅速大幅度增长，面对巨大的产能过剩，在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出口的情况下，宏观经济不景气的状况很可能成为“新常态”。必须做好长期、艰苦的思想准备，一边做好产业调整、技术进步工作，一边耐心等待购买力的“自然增长”，加上我们坚信宏观经济毕竟服从“周期性”规律，有经济波谷就一定会有经济波峰，耐心等待下一个全球经济波峰的出现。

3、中国经济会转变成怎么样？

你知道，拉动中国经济是“三驾马车”，即固定资产投资、国内消费、外贸出口。

这三驾马车中，虽然出口下降，但固定资产投资依然维持60万亿元以上的规模，国内消费强劲（高铁常常一票难求、公路上充斥满了无数私家小轿车、大小饭店人头攒动、超市热销、房地产销售量维持巨量等等），都说明了至少还有“两驾马车”拉动力强劲，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就可以勉强维持。而且外贸出口虽然下降，但毕竟还有十几万亿元的出口量，毕竟也安排了无数就业岗位、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对未来展望，例如，高铁需求量会扩大，那造高铁需要钢铁吧，高铁的订单就一定会有相当部分资金转化为钢铁厂的订单，也会扩散成为高铁设计院订单、制造电子控制设备企业的订单，大家在生产中都需要用电，就会扩散成电厂订单、进而扩散成煤矿的订单，连带扩散到相关的服务业、甚至银行都会因为这么多订单的资金往来而发展起来，国民经济一盘棋是不是就都活了？

同理，目前资金投入的20%左右是进入了房地产行业，盖房子，需要大量钢铁、水泥，那自然带动钢铁厂乃至铁矿山、水泥厂、发电厂、煤炭企业的一系列“乘数效应”的发挥，同样带动国民经济一盘棋走活。

综上，多年来积累的固定资产投入、技术研发的投入，使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扩大百倍，而国民的购买力暂时还赶不上产品制造的速度，所以出现产能过剩、供大于求、宏观经济不景气，但也应该看到这些不景气背后存在一个对未来有利的巨大优势，这就是我们积累了强大的制造业和相应的技术人才的培养，为中国长远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或“硬件条件”，如果能在软实力或技术上利用产能过剩而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机遇，我们依然可以保持国际上最强大的工业、经济大国地位。

结合2016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简述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五大挑战去产能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个是30年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世界经济的周期调整，让中国一直处于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突然之间失去了外部的需求以后，造成产能释放的困难，不仅是钢铁产能，我们很多行业，随着出口的迅速下滑，都处于一个产能过剩的状态。第二个原因就是政府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采取的4万亿的财政政策来缓解今天外向型增长方式受到挑战的问题，但是带来的后遗症却是造成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那时全国各地不管能力有没有，比较优势在何处，都跟随政府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方向的投资，而且项目规模非常大，耗用资源非常多，投资方向非常集中，最后造成重复建设，过度投资，恶性竞争，价格破坏，引起了现在银行回款能力弱的严峻问题。第三个是我们成长的烦恼，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我们的消费能力还没达到发达国家消费能力的这种硬伤，导致我们现在产能释放要比发达国家产能释放更加困难。我们有40%的人口还没进入城镇化，没有完成农业现代化，国家也是希望在2020年让大家人均收入倍增，可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没有到达小康社会目标之前，中国老百姓靠自己国内的市场消费能力化解我们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确实是非常有限的。去库存去库存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直接影响我们银行回款能力低，造成钱荒的问题，进而不断催生货币政策解决钱荒。但是投放的货币只是用于解决钱荒所造成的债务问题，也就说银行有了钱即使借给企业，企业也直接用来还债(展期)，所以，这种投放的钱，根本没有盘活存量，服务实体经济，这种放钱虽然稳定了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是没有效率的钱。因此，去库存直接涉及到银行是否能够有效地将资产盘活来解决坏账的问题。同时，房地产的属性，需要从一个投资性的标的转变为消费型的标的，需要真正解决住房的刚性需求问题。需要通过税收机制、市场交易机制的改革，降低交易成本，盘活存量，让投资客觉得房地产的投资未来已经不再是一种投资标的的市场，而是要回归它的消费属性的市场。否则，房子卖不动，开发商汇款能力低，银行资金及时不能回款，银行想再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去库存的问题，就是要盘活存量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我想2016年都在供求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怎么把今天的健康消费需求能够释放出来，一个是怎么把房子的供给能力通过税收机制的改革等等，把它盘活出来。去杠杆降成本去杠杆的问题，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去地方政府的杠杆，在赌注盲目向银行融资的同时，加快地方债市场建设，这有利于调动社会闲置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为提供利率市场化后监管部门所需要的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打下基础。二是去僵尸企业的杠杆，通过重组、收购、退出和必要的破产程序，把浪费的资源盘活出来。三是去金融投机的杠杆。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开始出现了场外配资，互联网P2P过度加大金融的杠杆，甚至出现庞氏骗局的赚钱方式。现在的监管已经发现了很多这样的靠钱养钱的模式，甚至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家，也放弃了主营业务，开始拿产业的资本进入到金融投资的平台上，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在2016年一定要加强金融的监管，要在金融的市场去杠杆，真正地让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能够降低下来。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由于金融的杠杆加得过高，最后金融的投资收益被过度的资金释放，带来了追涨收益高的现象。而金融市场的收益恰恰是今天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为金融市场的收益高了以后，银行的存款就出现了流失，最后银行就无法通过吸收存款提供贷款的模式。只能通过理财产品这样一个服务，通过高成本的回流资金的方式，再来对实体经济服务，这时候他贷款的利息已经不是吸收以前资金的存款渠道，而是通过理财的高成本的渠道回笼资金，所以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借给真正需要钱的中小企业期限很短，利率很高，这样降成本就降不下来。国家货币政策已经如此的宽松，已经让银行互相的借贷成本得非常的低，但是一旦银行去跟客户打交道，借给那些没有抵押能力，但是未来赚钱能力又是不确定的中小企业，今天他借出去的条件就非常的苛刻，期限短、资本成本高。这样的话企业拿到了钱，也不可能再为实体经济服务，只能去冲到金融市场去博一把，最后投资失败的话，就出现了跑路的企业家，这样的一种现象不容忽视。一定要把金融的杠杆去掉，然后才能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我们才能够做结构调整的补短板的问题。补短板中国的短板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增长方式就是最大的短板。我们以前的增长方式是靠招商引资，搭着跨国企业的便车去做出口，民营企业的出口也是看跨国企业做什么市场，他们也学做什么市场，但是他们缺乏的是像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们需要进口大量的海外技术部件或者是贴海外的品牌才能在海外市场赢得更大的份额，这个商业模式花去他们高昂的代价。但是在过去因为有劳动力便宜的成本，地方政府给他们土地资源的成本也非常的便宜，再加上税收的监管又比较弱，偷税漏税这种现象非常严重。所以讲白了，中国过去的企业最大的短板，就是靠成本的优势去争夺市场的份额，以此对冲技术高昂进口成本。再加上政府通过资源价格管制，给企业的便宜外汇和便宜的利率，便宜的油等。但如今都跟市场接轨了，这种成本优势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商业模式也走不下去了。所以现在能够让中国的制造业生存的短板问题必须要解决，能不能有自己国产化的技术，去替代用高昂的成本进口海外的技术。能不能用国产的品牌，自己的民族品牌，去替代贴海外的品牌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这部分的成本如果能够降下来，我们自己的企业就可以有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的短板真正的能够解决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盘活了。由于中国的企业赚得到钱了，中国银行也敢给企业借钱，现在中国银行业不想贷给中小企业，不是他们钱荒的问题，而是企业经营赚不到钱的风险太大，所以他们有钱也不敢贷。当中国企业把这个赚钱能力的短板补掉，中国银行业对企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银行不会再把对公业务的钱，拿到今天对家庭理财的业务，然后通过通道业务又把钱送到金融市场理财，这样的模式就会改变，所以现在的短板就是实体经济的赚钱能力，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长期以来我们这个短板靠搭便车补掉了，这个短板就是我们靠跨国企业，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过去采取了招商引资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的短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非常糟糕的制约被掩盖了，因为我们是用海外招商引资的钱去服务实体经济了，所以金融短板都没问题。现在这个短板，由于招商引资的模式走不下去了，跨国企业的投资规模减少了，资本流入的结构也在在从长期变为短期，所以接下来的短板就是中国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就是我们自己要有找到好项目的能力。以前我们的钱放在银行没关系，找不到好项目都没关系，只要跨国企业的钱能够找到好项目，我们搭他们的便车就行了。现在要我们自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有我们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自己的品牌，这个短板一定要补上，不补上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不补上就会出现金融体系大量的资金不得不空转，从而滋生了股票市场场外高杠杆配资，P2P运营中采取旁氏骗局的“商业模式”。二、2016年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艰巨性我觉得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个改革方向定得非常及时，中国应该尽早地开始去做这样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不是明年就立刻能见成效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中国30年形成的这种出口带动投资的外向型增长模式，立刻要转变为中国自己国内的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这个难度很大。或者哪怕我们还是坚持一部分靠出口，但是今天全球的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的复苏都非常的脆弱。2016年世界经济是不是重新回到2008年之前的繁荣状况，让我们有非常良好的出口的市场，我不乐观。所以这也是我讲的，增长方式，明年能不能靠出口的提升，再给我们时间，现在看这个时间都没有。明年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确实一年就要把增长方式转变过来，不太可能。第二，我们2009年所做的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做法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政策红利的后遗症。到今天这种后遗症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要把这个包袱解掉不是一朝一夕的任务。因为它在以下五个方面造成了我们资源配置效率严重损失的存量问题：1、产能过剩。政府在2009年带着我们围绕整个大的产业振兴计划，后来是六大新兴战略产业，包括光伏产业，这样投资引导，结果形成了全国各地，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是不是具有比较优势，都做了同样的投资，结果重复建设，投资过度，不得不恶性竞争，即使是光伏产业也因为价格恶性竞争，处在这个行业中的低端水平。现在这些行业都处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中。2、全民理财。因为4万亿的做法是货币政策拿钱，财政政策投项目，银行的信贷跟上。这种投放资金过度，造成老百姓对今天票子发的过多以后，未来这个钱不值钱，放在银行你的钱一定会形成负利率，也就是说银行的利息赶不过未来自己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今天把钱放在银行，都到银行之外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去理财，最后全民理财的结果是造成银行的资金流失，银行为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下降，银行再把流失的资金拿回来，只能通过理财的通道，而理财的成本已经给实体经济增加了严重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这是第二个后遗症，4万亿的包袱到今天，你要想把今天老百姓理财的行为转变为消费的行为，困难，短时间不可能。3、国进民退。很多民营企业家4万亿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机会拿到政府的采购行为，最后他们把30年，2008年之前30年所创造的产业资本拿过来炒房，炒股票，出现了国进民退，民营资本退步了，去玩金融资本，而玩过金融的企业家，再让他做实业难度也很大。所以我们希望推动供给端的改革，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式，将改革的重任交给没有沉迷金融投资的企业家和富有理想的年轻人，但是年轻人的创业才刚刚开始起步，要获得丰硕的成果，还起码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所以短期就想看到我们市场活力的再现有相当的难度。4、贪污腐败。今天我们看到在那个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时代，以权换钱、以权谋私的现象非常普遍，居然成为了一条商业运行的潜规则。最后使得一些党性不强的地方政府官员，今天成为反腐倡廉的反面角色——为他们的贪婪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相反的特征，那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的现象。从昔日过度作为到现在的“不作为”，都是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明年地方政府还是像现在这样不作为的话，也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话，那么，要实现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5、环境的破坏。政府过去的治理模式，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重资产，高能耗的情况非常严重。再加上本来应该把财政的钱用在环境治理等民生问题上，但却为了追求GDP增长给自己创下良好的政绩，大兴土木，这些都造成了现在的环境污染。这个问题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是一种慢性病，立刻要解决环境的问题，明年就到不可能。所以环境的污染会造成我们有能力的消费群体移师海外，甚至未来生活都选择在海外。他们认为在中国投资的标准低，赚钱在中国好赚，但是现在中国的赚钱机会没有了，要生活的话，还是没有环境污染的海外更好，买商品更有安全感，这样的话，环境的污染造成了中国消费的流失，于是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产能释放变得更加困难。第三，成长的烦恼。如果调结构的任务放在美国去到相对容易一些，原因是他们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成熟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在世界的前10位。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在世界70位左右，这样一种消费能力不足的市场，要解决今天的库存，解决今天的产能释放是困难的。一方面，中国40%的农村人口，今天还没有进入到城镇化，他们的消费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较相差甚远，消费还处在一个是解决温饱的水平，而达国家的追求幸福的消费范围各种各样，高质量的服务水平和高支出的消费能力，是我们目前达不到的。另一方面，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在我国也很突出，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居住的居民，中高收入的人群较多，购买力的相对旺盛和公共资源(养老、教育、医疗、就业、商圈等非常珍贵，所以，大家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富积淀才能确保未来安心的生活，如果我们的货币不能保证币值的稳定，我们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不能及时加以解决，那么消费能力的提高也是困难的。再者，国内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仇富心态的扭转，环境的优化，都是解决有钱不在中国消费问题的努力方向。三、用好市场两种资源是化解中国经济各类矛盾的关键今天中国政府非常务实地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就是人均收入要倍增，要把我们的老百姓带到小康社会。但是，现在就有一个悖论问题来了，收入没有到小康社会，收入的倍增靠谁来买单，企业发力但是缺乏市场消化能力的问题，就是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给我们带来的成长的烦恼。所以解决成长的烦恼，我们应该用好政府指出的两种资源：在国内先解决以环境、消费者保护等等的问题和税收问题，以及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和实施“互联网+”战略，把制造业的高成本通过服务环节的创新将成本降下来，从而确保中国劳动大军在碎片化的时间，在确保诚信的环境中，进行消费，积少成多，也能释放出国内足够多的产能；另外一点，中国政府推进的“一带一路”，上海自贸区，天津、福建、广东自贸区的方式，鼓励中国资本走出去，到海外去获得财富增长的机会，全靠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能量来解决中国今天要实现的五个方向的转变，那是非常困难的。总之，成长的烦恼和过去积极的政府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今天负资产，以及30年所打造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东西都不是明年一年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当然我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把五个方向的改革任务当作一项竞标赛，最后为了达标，又是政府出来解决。而政府解决的方式往往会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加以支持，因为政府手里面没有钱，你叫它减税，它减税的钱从哪里来，减税等于政府财政收入没有了。政府已经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财政收入已经很薄了，还要完成减税的指标，只能通过货币的印发，来解决减税的政府让利所需要的资金。这样的话就会带来又是政府带着我们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把今天政府干预市场的后遗症留在了未来！所以，现在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方向的改革任务，一定要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路：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绝对不能够依靠政府去购买楼盘，政府拿钱去消化今天的产能，政府去通过印钞票降低资金的成本，如果一切的问题又回到政府来解决的话，未来的后遗症是更加得严重，现在的关键是要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落实上海自贸区的探索负面清单改革的方向，这才是重中之重。五项任务三大挑战两种资源

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如何走

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消费形势分析

消费、投资、净出口，通常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首先看消费。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较上半年回升0.1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

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达到2.15万亿元，同比增长34.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0%。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但是，受经济整体下行的压力、产能过剩及通货紧缩的预期等抑制消费增长因素的影响，预期201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小幅回落，增速缓慢下行。

与此同时，我国消费结构发生着变化，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西部地区的消费增速将有所提升；随着年轻一代成为消费主力以及网络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互联网消费增速仍将显著快于传统渠道的消费增速；农村商品流通领域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网络购物的普及，农村消费增速将继续领先于城镇消费增速；在高档商品、高端餐饮消费增速大幅下滑的同时，大众化商品和大众化餐饮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休闲旅游、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将越来越受到青睐。

投资形势分析

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39.4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较1—8月份的累计同比增速下降0.6%，显示了较大的下行压力。

特别是1—9月份第二、第三产业投资累计增速比1—8月份累计增速分别下降0.5%和0.7%。2015年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为7.05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速为2.59%，比去年同期下降10.5%。

政府投资占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也有所下滑，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完成额为9.1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速为18.07%，比去年同期下降2.88%，比1—8月份下降0.72%。

其中，铁路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大幅下滑至1.8%，增速比去年统计下降23.3%。受经济前景不甚光明、产能过剩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16年我国仍将延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缓慢下行的态势。

净出口形势分析

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7.8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7.9%。其中，出口10.24万亿元，下降1.8%；进口7.63万亿元，下降15.1%；贸易顺差2.61万亿元，扩大82.1%。与此同时，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值比重达到54.9%，较去年同期提升0.5%，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2.7%。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我国部分大宗商品进口量增价跌。前三季度，我国部分大宗商品进口量保持增长。其中，原油进口量增长8.8%；成品油进口量增长4.7%；大豆进口量增长13.1%。同期，我国进口价格总体下跌11.6%。其中，铁矿砂、原油、成品油、大豆、煤炭和铜等大宗商品价格跌幅较大。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价格总体下跌1.2%，跌幅明显小于同期进口价格总体下跌幅度。进口价格的下跌，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2016年，受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变化的影响，预期我国进口规模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速增长，主要原因包括：国内生产配套进口需求下降、加工贸易项下进口需求减小、国内投资增速回落等因素。同时，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将呈现增速将从高速转为中低速状态。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方式不断优化，一般贸易占比将不断提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将使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得到提升。

产业形势分析

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速继续高于第二产业2.36个百分点，比去年统计高0.48个百分点。同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4.7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6个百分点。预期2016年，这一态势将会持续。

不仅产业结构调整向好，而且中国经济结构升级效果明显，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增长较快。2015年前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累计同比增长达31.25%，与之相关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同比增速为17.04%。在国家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及大数据战略的背景下，未来信息化领域的投资占比将逐渐提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经济将快速发展，并将带动相关产业的改革，提高经济整体活力。与此同时，制造业升级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智能制造、互联网、物联网、战略新兴产业等战略规划的逐步实施将对我国制造业产生积极影响。预计2016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仍将继续向好。

事实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带动下，一批新兴产业，如“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型材料、机器人产业、卫星应用、3D打印、现代服务业、网购与快递业、生物和健康服务、现代农业等蓬勃兴起。尽管这些产业目前在经济中的比重尚不太大，但其生命力强，发展速度快，发展前途不可估量。目前很多传统产业在科技创新和信息技术等推动下正在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升级。例如浙江省湖洲知名的吴兴区童装生产基地引进机器人后，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每个机器人8个小时可裁剪2万件服装，相当于10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机器人裁剪服装的质量较人工更好，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了该地区童装的国际竞争力。

总体而言，2016年是我国执行“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我国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宏伟目标”的关键一年，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革之年、创新之年和转型之年。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在给出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值之前，首先给出对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走势的定性判断。

（1）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继续小幅回落，下行压力较大。预计2015年我国GDP增速为6.9%，比2014年下降0.4个百分点。2016年GDP增速为6.7%左右，比2015年下降0.2个百分点，降幅略有缩小。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GDP增长，经济增速将会下降。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世界各国GDP增长率资料，2013年高收入国家GDP平均增长率为1.31%，中上等收入国家为4.64%，中下等收入国家为5.05%，低收入国家为5.78%。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愈高，经济增速将会较低。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大幅度下降的现象。如日本1955—1973年经历高速增长。1961—1973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8%，1974年为转折年份，1974—1980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7%，1981—1990年经济年均增速约为4.4%，年均增长率比1961—1973年分别下降6.1%和5.4%。新加坡1960—1995年GDP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8.36%，1996年为转折年份，1996—2014年年均增长率为5.31%，比1960—1995年下降3.05%左右。这些国家高速增长后通常都转为中速增长。中国的特点是高速增长阶段以后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仍保持在6.0%—7.0%。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空间。

（2）经济增速的变化来自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动力的根本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将由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和较多依靠出口驱动，转向主要依靠消费同时三驾马车全面驱动。如2006—2010年我国GDP增长中投资的平均贡献率高达57.8%，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8.4%，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预计2016年及以后最终消费的贡献率将进一步上升，逐步提高到70%左右。

（3）三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生变化。长期以来，我国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在GDP中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如2010—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45.8%左右。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70%左右，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2011年第三产业的比重为57%左右。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2015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速为8.4%，远比第二产业增速（6%）和第一产业增速（3.8%）高，预计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将占GDP51.5%左右。2016年我国仍将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第三产业的比重将继续上升，预计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将占GDP52.5%左右。我国新增非农就业也主要依靠发展第三产业来解决。

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预测2015年全年GDP增速为6.9%左右，2016年GDP增速为6.7%左右，高于为完成“十三五”规划的年增速6.5%的最低值。预计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趋势，上半年GDP增速为6.5%左右，下半年增速为6.8%左右。预计2016年年中我国经济将企稳回升，全年经济发展比较平稳。

从三大产业来看，预计201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约为3.6%，比2015年降低0.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2016年粮食可能减产造成的；预计2016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为5.4%，较2015年降低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为8.6%，比2015年提高0.1个百分点（表3）。

从三大需求来看，预计2016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0.2%、38.5%和1.3%。和2015年相比，2016年三大需求对GDP增速的贡献有如下三个特点：

（1）预计2016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2015年有明显上升，由58.6%上升到60.2%，提高1.6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4.0个百分点；

（2）预计2016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8.5%，较2015年下降1.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2.6个百分点；

（3）预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3%，较2015年下降0.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0.1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风险

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需要维持在6.5%以上，即中国经济仍需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的要求。这一要求需要在“十三五”时期尽快实现经济增速软着陆，开拓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让中国经济增长企稳。为此，需要正视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核心风险，让经济尽快稳定在中高速的增长轨道上。

（1）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植根于全球经济的过剩问题的大背景下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就经历了一轮产能过剩问题。但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中这些过剩产能找到了全球需求的巨大市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需求的负向冲击让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是相对的过剩，即供给相对于需求而言过剩，或需求相对于供给而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导致了价格下跌和企业的利润下降，持续的产能过剩必将以企业破产清算告终，这将带来失业和经济下行。产能过剩的解决需要“开源节流”：一方面，需要为过剩的产能寻找新的需求，这也是促进消费和“一带一路”等政策的初衷。但需要认识，这些新的需求必须是真实收入支撑的需求，而非货币信贷造成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形成更有效率的产能，让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更好地匹配。

（2）杠杆率过高与潜在系统性风险过大。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金融体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稳定且良好运行的金融系统是支撑宏观经济有效运转的基础。但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着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据估算，截至2014年，中国政府部门债务规模高达36.8万亿，占GDP比重为57.8%；居民部门负债23.2万亿，占GDP比重为36.4%；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94.93万亿，占GDP比重为149.1%，剔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为78.33万亿，占GDP比重为123.1%。过高的杠杆率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更容易引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3）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资源配置的方式决定了经济效率，也决定了生产结构。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以政府为主导的定价模式和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投资，使中国迅速完成了初级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这一资源配置方式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它的不足，一方面，重要生产要素并非由市场定价导致了价格低估，相当于长期进行隐形补贴，这使得经济越来越向资源密集型发展，也是导致当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传统产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融资，而小微企业、服务业等的融资成本高。这进一步导致无效的资源配置。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求政府放开竞争性产品的定价，并通过财税政策的调节，让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社会成本，此外，应该推进更公平、更平等的融资手段，切实降低融资成本，并通过差别准备金等宏观审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够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实现更高效的经济增长，而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这需要政府的财税政策配合实现收入的合理分配，只有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才能完成更好的资源配置，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