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未来20年（中国经济未来20年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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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未来20年。会有那些变化？
城镇化更快，老龄化加剧，贫富分化拉大，新丝绸之路建成，高楼更多，移民出国者更多。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
西方一些人希望看到中国实现西方传统的民主，这是不可能的事。美国人认为，如果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每隔数年更换总统和改选议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这是他们对世界先入为主的看法。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拥有13亿人口、人民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它将会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能以一个重要大国再现国际舞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它的经济取得了不寻常的发展。其增长速度之快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今后几十年内还可能继续。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名列世界之最。中国人的变化也是显著的，从毫无生气、不求进取变为崇尚多元爱好和充满理想。
预测中国经济未来20年有什么大的变化趋势？
我给你个数据吧，进入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在未来2年，如果不出意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仍将以9—10%的速度增长。中国在今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国。而日本在今年对中国的出口降到底3位，排在美、欧之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的经济将没有太大的气色。至于楼主说日本的经济实力是否会延续？其实，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还是很强的，从它斥资500亿美元部署“爱国者—3”防御导弹就可见一斑。对于它的发展潜力，因为国内出现“少子化”的趋势，市场萎缩。所以，日本未来是瞄准中国大陆这个巨大的海外市场，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班车。但是，随着日本的技术优势因中国对本国科技投入的增加和发展，已经没有明确的优势，前途渺茫！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近期，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感到悲观。身边的朋友也多有对政治、经济与社会演化的不确定性感到困扰的。对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我一直是谨慎乐观的。之所以谨慎，正如我之前在《投资者报》专栏中所指出的，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两大陷阱，即日本陷阱（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人口老龄化）与拉美陷阱（裙带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固化）。之所以乐观，是因为，只要我们（当然包括政府）足够努力，我们的确可以找到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让我们从一个经典的生产函数开始。Y=TF（K，AL）。Y代表GDP，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力规模，A代表人力资本，T代表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它或者被称之为“索洛剩余”，或者被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通常与制度性因素相关。我们经常听说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一般被用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而这个生产函数一般可用于分析长期经济增长。 不难发现，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是靠K与L。一方面，中国有着相当高的国民储蓄率，高储蓄率支撑了高投资率。高投资率可谓迄今为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另一方面，1980年代初期开始的计划生育显著降低了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导致中国出现了持续的人口红利。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则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非熟练劳动力。随着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非熟练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与全球分工网络的构建相结合，使得加工贸易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因为成为了全球工厂。 不过，世事如棋，发展至今，资本与劳动力这两大引擎似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力量。目前中国的投资率（投资/GDP）已经接近50%，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已属异类。作为长期高投资的结构，目前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基础设施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可能处于长期不景气，这抑制了中国通过出口解决产能过剩的能力，因此会加剧这一问题。产能过剩既会造成做出投资决策的企业利润率下降，也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上升，同时还会形成一种通货紧缩压力。 目前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终结，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否终结，存在较大争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在未来10年内面临拐点，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与2008年相比，尽管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不景气、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下滑，但劳动力市场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这也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未来中国劳动力工资有望持续攀升，这将削弱中国在传统低附加值行业的竞争力，全球工厂的地位也受到印度、越南等国家的冲击。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何在呢？答案就在生产函数的另外两个自变量上，人力资本A与全要素生产率T。要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转变政府支出结构，增加教育与医疗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来激励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然而，当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感到失望。以大学教育为例。大学扩招的后果，造成大学生毕业后失业人数激增，同时也压低了毕业大学生的薪酬水平。特别是与一二线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与生活水平相比，焦虑的年轻人发现，对大学教育的投资并不足以让自己能够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如何通过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激励年轻人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大幅上升。一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二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然而，若干经验研究显示，过去10年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了显著下滑。这意味着与1980、1990年代相比，中国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可能下降了。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如下领域改革来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是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尤其是向民间资本开放中国金融行业，今年初温州金融试验区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如何克服利益集团阻力则是一大挑战；二是加快各类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利率与汇率）、能源与环境。要素价格市场化尽管可能加剧短期经济增长率下滑，却能提升长期全要素生产率，并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三是加快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劳动力数量下降了，我们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了，我们可以提升制度创新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的绝对速度下降了，我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内也多次面临“中国经济崩溃论”，但都通过制度创新成功地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