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论文（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现象小论文）

本文目录一览：

• 1、求小论文一篇 对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做经济学分析
• 2、生活中的经济学(论文800字）
• 3、生活中的经济学论文
• 4、写一篇《生活中的经济学》论文
• 5、分析一种经济现象（论文）
• 6、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生活中的某种经济现象的论文有哪些？

求小论文一篇 对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做经济学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4.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8.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生活中的经济学(论文800字）

为什么在同一公司的同一工作小组中，生产效率最低的员工，收入一般比自身创造的价值要高；生产效率最高的员工，收入却比自身创造的价值低呢？

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员工的收入与他们为雇主创造的价值相一致。然而，在大多数组织中，从事类似工作的员工，工作效率差异很大，工资却不存在太大差异。从所做工作贡献的角度来看，一流员工的报酬偏低，而末流员工的报酬偏高。对末流员工来说，这笔交易似乎很划算。可要是一流员工报酬过低，他们干吗不改投工资较高的雇主门下呢？

乍一看来，这种情况似乎暗示着桌上摆了免费的午餐。假设一家公司的一流员工，值10万美元，但只得到7万美元的薪资，那竞争性公司可以马上付8万美元的工资挖角，2万美元的利润就轻松入袋。即便如此，另外的竞争性公司仍然有利可图。所以，该员工的工资应该很快飙升至10万美元——如果他真能创造这么多价值的话。

为什么在人们的观察中，工资模式趋于稳定呢？要解释这一现象，可能首先要接受这样的假设：大多数员工愿意在工作团队内占据较高职位，而不喜欢较低职位。可并不是每一个喜欢高级职位的员工都能如愿以偿。毕竟，团队中必然会有50%的职位是低级职位。所以，一部分员工能够满意地占有高级职位的惟一方式，就是其他人愿意忍受低级职位所固有的不满。假设说资方不能强迫员工违背个人意愿呆在组织当中，那么，低级员工愿意继续留下来的惟一原因，必然是他们可以获得额外的补偿。

那么这种额外补偿是从何而来的呢？应该是来自对高级员工的隐性课税。如果这种税数额不算大，那么高级员工乐于继续呆在公司里，虽说他们到别处可能挣得更多；同时，低级员工也获得了足以补偿职位低这一负担的额外报酬。所以，每一家公司的薪资模式，在功能上都相当于一种累进所得税。

很多职业，在不同的公司有多种岗位可选。不介意职位高低的人，最好是到员工生产效率高的公司去，接受低级职位，享受额外薪资。其他重视高级职位的人，则最好是到平均生产效率较低的公司去，接受高级职位。

为什么公司宁愿出高价雇用临时的管理顾问，也不愿以较低的薪水聘用全职管理人员？（詹姆斯·贝雷特）

企业采用管理咨询公司服务的时候，不仅要支付顾问的工时费，还要付给咨询公司一笔高昂的酬金。很多咨询公司，每付给顾问一美元，自己就收三美元。为什么客户企业不直接聘用额外的管理人员，节省开支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管理咨询服务就好比电力公司用来满足高峰用电需求的昂贵发电机。电厂能靠着普通负荷的发电机满足大部分需求。发电机这种设备，买起来很贵，但维护费用相对较低。用这种昂贵设备满足短期的高峰需求，得不偿失，因为它大多数时候都闲置着。所以，电厂会用高频发电机弥补用电高峰期发电不足的部分。较之普通发电机，高频发电机运营成本较高，可买起来更便宜。

同样，企业内部对管理服务的需求，并不是随时都处于满负荷水平的。所以，大多数公司会雇用自己的全职管理人员，提供大部分日常管理服务，而在短暂的高峰期外聘管理顾问。的确，咨询服务每个小时的成本比内部雇员的管理时薪要高得多。可假设对管理服务的高峰需求期足够短，外聘昂贵顾问还是要便宜一些。毕竟，要是改用额外聘请内部管理人员的做法，一旦过了高峰期，他们就无事可做了。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企业愿意用优厚价格聘请管理顾问，是因为他们知道，存在争议的商业战略倘若由受人尊重的外部顾问发起，会更容易加以执行。比方说，有一家公司产品销售不景气，管理层明知道要裁员，但害怕采取此举会给剩余员工的士气造成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告诉员工裁员并不是管理层的主意，而是麦肯锡咨询公司提的建议，员工接受起来大概会容易一些。

（以上两则出自“职场的奥秘”）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公司把保安工作外包出去？

每家公司都必须决定，哪些服务要亲自提供，哪些可以委派给外面的承包商。上述外聘管理咨询师的例子说明，对于有着稳定业务量的日常性服务，公司更愿意自己聘员工来完成；而对于只有间断性需求的服务，则愿意聘用外部承包商。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却反着做，把保安工作外包出去，而保安似乎属于稳定的日常性工作。为什么要外包日常性的保安服务，产生营业间接成本呢？

有研究显示，从事特定工作的员工，在效益更好的公司能得到更高的薪水。这似乎为上述问题暗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倘若一家效益好的公司以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限度的员工福利，聘用保安职员，人们会觉得有失公平。但倘若由效益相对一般的外部承包商提供同样的就业条件，同一批保安工作人员大概愿意接受。故此，一个勉力经营的独立承包人给保安工作人员提供6美元的时薪，似乎合情合理；可要是IBM或谷歌这么做，那就就极不公平。而最近几十年收入增长的不平衡，进一步深化了人们的这类看法。

生活中的经济学论文

第一篇 《生活中的经济学》序

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在我国则可追溯到孔夫子那里。但如果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作为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则经济学至今也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

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如经济学探讨生产什么物品，如何生产这些物品和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在名著《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在《管理经济学》一书中从公平与效率、生产与分配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如何公平分配国民财富，以满足个人或社会目的的一门社会科学。”种种说法归结起来，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考，即经济学是使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最合理的方面以便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

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

在短暂的200多年中，经济学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人们不要指望能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经济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阳春白雪”而难以普撒寻常巷陌人家。

世纪之交，经济改革成为全球性流行思潮。而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幅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思潮日益成为广泛的社会行动。学习、研究、传授和应用经济学则成了这一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人认真钻研经济学、大胆实践经济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经济学，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跨世纪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内近百所大学开设经济管理专业，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各级各类的研究机构对经济理论的潜心研究和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理论宝库，为我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漫步街头巷尾的大小书肆，以经济命名的“大全”、“读本”、“丛书”挤满书架，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然而对这些出版物中所述种种，即便是著作者本人，心中也是不大有把握的。人们在百忙之中，选中几本去读以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可读后常大失所望。用抽象理论来阐述简单事实的做法往往是著作者为评定职称而加重砝码。这类书籍文章通常是写给学者们和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看的，而不是写给大众百姓看的。即使硬着头皮耐心地看过了，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也毫无帮助，除了花费时间几乎别无所获。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但更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启蒙教育和应用。纵观世界各国，国民的经济学素养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让经济学从经济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迫切需要。

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如何广泛传播经济学，使和寡的高曲成为流行的音符？这是我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时常常浮现在大脑里的一个问题。在我评上教授职称之后，这一问题更是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特别是在我主持主讲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级一类优秀课程之后，我产生了撰写一本通俗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冲动。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不及陶醉于烫金的证书之中，顾不上多呼吸几口悠闲的空气，便准备投入紧张的“业余”创作工作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这项工程的规划设计，试图结合身边的事例，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普及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基础知识。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经济学的眼光，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和思考，而并非象教课书那样做系统的灌输。为了使我的研究生能将所接触和学习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自我欣赏，并成为经济学的精神贵族，在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写作大纲之后，我便安排他（她）们进行写作内容的研讨和初稿的执笔。在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统稿和定稿，并将其命名为《生活中的经济学》。本书由许长新、刘俊等编著，参加编著的还有宋敏、郝琳、徐杏、王甲、庄惠娟、赵国蓉、尚静、金雯飞、张自斌、张孟硕。他（她）们的具体工作在相关篇章的后面都有明确的执笔者署名。

好友张军来电邀我将本书在中国知识经济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普及经济知识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于是我欣然应约。

本书定稿之时，日历已悄然指向1999年元旦，我也有了一定的解脱感。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多方面的协助与支持，谢意难以言表。由于初次涉足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写作，书中定有多处缺陷，但我们希望能给读者多一些回味，少一些遗憾。当读者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读过本书以后，掩卷回首反思，但愿能豁然开朗：

“哦，这就是经济学。”

第二篇

家庭是微观经济活动的综合体, 既有消费的职能, 又有储

蓄、投资和获取收人的职能。作为消费者, 家庭行为的基本目的是咖的最大化, 用最少的花费获取最大数量的享乐与满足作为劳动者, 家庭又追求收人最大化, 是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大的报酬作为投资者, 家庭必须考虑如何将扣除消费后的收人剩余用在能生更多钱的地方。家庭可增值收人又是由前期收人水平决定的。除了劳动报酬、资产收人外, 家庭总收人的形成, 还有一个来源, 这就是转移收人, 它包括亲友的赠金, 父母留下的遗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一部份收人占家庭总收人的份额也在逐渐提高。家庭收入最大化的主要行为有两个一是充分利用家庭劳动的时间资源, 用劳动换取收人, 劳动支出越多, 家庭收人越大。二是将消费后的剩余进行投资, 实现家底资产增值。这是指工薪家庭, 如果家庭同时又是一个企业, 如城市个体工商户或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 那么家庭收人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利润。但这时的家庭已经是集生产与消费于一身了。如果成了家庭企业, 就有了一个经济学中利润最大化的问题了。人们为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更加美好, 总是千方百计挣钱, 争取更多的收人, 这就是经济学中收人最大化原理的自觉应用。对于家庭的正常运行而言,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的。一家几口, 衣食住行, 样样离不开钱。你要买辆漂亮的小轿车, 你要培养孩子上大学, 你要交朋结友, 你要游山玩水, 没有钱是不可想象的。家庭收人最大化的第一个措施是夫妻双方都能找到一份薪水比较高的工作, 也就是说首先要力争劳动报酬最大化。在目前情况下, 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劳动报酬的差异是很大的, 同样辛勤工作一年, 其收人大不一样, 进行岗位收人比较与选择对于家庭收人的多少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影响家庭收人的最大化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资产收人。它包括房屋的租金、银行的存款利息, 购买证券所得到的分红等。资产收人的多少取决于资产规模, 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应用经济学原理, 包括衣食住行、学习工作、教儿育女, 交朋结友、游山玩水方方面面, 如果运用得当, 人们的幸福指数将大幅提升。人们在购物时常常货比三家, 比质量, 比价格, 这就是经济学中价值规律的自觉应用。人们在比较中看哪一件物品更为适合, 更为合算。家庭主妇每天到菜市场上去买菜, 除了注意品种搭配, 营养结构多样化以外, 首先问的是多少钱一斤, 并讨价还价, 尽盆降到最低, 再就是仔细看秤, 看是否短斤少两, 当然对于质量问题是绝不会放过的, 有问题的食品是肯定不买的, 禽流感发生, 不买鸡鸭鹅, 聪明的主妇, 往往是等到下午去买菜, 等到季节变换时去购买衣服, 因为这时价格总是较便宜一些。如果是

购买比较昂贵的物品, 比如小轿车、电视机、电脑甚至商品房之类, 人们会更加慎重, 往往要请专家内行参谋, 进行成本核算, 更加注重质, 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人们在进行投资时, 总是要考虑投资回报和安全系数, 这就是经济学中投人产出原理的自觉应用。有的人不妙股, 不当股民, 或是因为没有钱妙, 或是因为对股市行情不熟悉, 或是认为炒股有风险, 把钱存放银行更为安全可靠。有的人人股合伙办企业, 首先考虑的是有多少利益回报, 同是要考虑的是投资项目有没有市场前景, 合伙人有没有诚信。不少人投资上当受编主要是被高回报或迷惑, 没有识别骗局的本本。人们把手头多余的钱用来买国债、买保险, 是认为买国债与买保险比银行存欲利息多, 划得来。有的人用手头多余的钱用来买彩票, 如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 目的是为了中奖, 原本就知道回报高风险大。有的

人甚至违法参与赌博, 愿望还是赌燕。人们往往十分注意和重视儿女的教育, 舍得教育投资, 这就是经济学中竞争法则的自觉应用。在重视教育的国家,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挣钱多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据美国学者对美国、

英国、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关于教育与收人关系的调查, 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教育程度越高, 早年薪水增长越快, 并且通常是开始的薪水就越高二是教育程度越高, 达到最大工薪的年岁越晚, 并且退休收人越高。在我国, 不但教育投资的私人报酬率还相对较低, 而且还存在“ 脑体倒挂”现象。在有的地方和行业, 大学生和中学毕业生的收人没有多少差别。为何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读大学读研呢除了中国家庭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影响, 想让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外, 主要原因还是人们对未来教育投资报酬率有看高的预期。认为今后中国今后劳动者之间的收人差别将首先产生于教育程度的差别。现在中国摘的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 而竞争归根结底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们盼望自己的儿女能有出息, 必须加大教育投资, 这对家庭大有好处, 对国家也大有好处。国家提出“科教兴国” , 湖南提出“教育强省” , 可见教育的本质意义。

写一篇《生活中的经济学》论文

就写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吧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之外，还有政治、法律、军事、教育、道德、语言、艺术、民族、宗教、家庭等方面的活动和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在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任何阶级或学派的经济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或指导思想。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的。当然，经济学各个学科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生动、具体的材料，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也能丰富后者的内容，推动后者的发展。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等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等，归根结柢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都是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法律等，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是以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财产和经济利益作为任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等，则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就是以维护人民的整体利益，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为任务的。这种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法律等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使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经济学和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等的政治学、法学等紧密联系起来。经济学要联系国家制度、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政治学、法学等要联系所要维护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来研究各种国家制度、各种法律等。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经济学与以其他的社会上层建筑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

经济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也有密切的联系。人们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是决定一个社会结构的基础；而经济活动又以相互间结成一定经济关系的个人作为生产的基本成员，以家庭为消费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由此结成错综复杂的社会活动网络。人们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都有一定的心理动机，并受行为习惯的影响。但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状态，也往往是以一定经济利益的考虑为基础

分析一种经济现象（论文）

论文标题: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当今世界，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拉近地域间的距离和政治界限，这种趋势的积极方面是在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推动下，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物质和服务，给地球上的人们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全球化趋势的负面影响，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消失，臭氧层耗竭、污染、水资源耗竭以及为了争夺公有资源引起的冲突等是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选择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就是低碳经济的道路。中国正在按照科学发展观，建立生态文明和和谐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 城市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社会发展的心脏。我国城市总数已达661个，城镇人口5.4亿人。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8％～60％，在这一期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8亿～9亿。城市的环境状况，关系到我国大多数人的福利和健康。目前我国城市环境问题相当严重。从全国来说，“十五”环境保护计划指标没有全部实现，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8％，COD仅减少2.1％，未完成削减10％的目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染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环境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控制，而且仍在进一步发展。这些环境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以及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的改善。 低碳经济，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的经济，也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要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不但我们这一代有良好的环境和充足的资源来发展，而且以后的千秋万代都有同样美好的环境和充足的资源来发展。 低碳经济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低碳经济和低碳技术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建设低碳城市，必须推行以下政策措施。 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 低碳生产：实行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低碳生产是一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要实现低碳生产，就必须实行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中不断进行循环，并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清洁生产是从资源的开采、产品的生产、产品的使用和废弃物的处置的全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它们的消耗和污染物的产生。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一个共同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高碳能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最重要的操作模式是“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两者不同之处是范畴的不同，即前者是一种经济模式，包括了生产和消费，而后者只是一种生产模式，是循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在电力、钢铁、化工和轻工等许多行业已开展了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工作。 要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实行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体系，推进重点行业、产业园区和省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推广循环经济先进适用技术和典型经验，建设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工程。 按照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率、低排放、可循环和可持续的原则发展低碳经济。节能、节水、节地与削减污染物总量有机结合起来，实行统筹规划、同步实施。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氢能等可再生能源；在采用最安全最先进技术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核电；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有序开发水能，主要是小水电；大力推广清洁煤技术。推动能源结构的低碳化。 要充分发挥中国国家清洁生产中心的作用。该中心是一个推进中国清洁生产的研究和咨询实体，是国家清洁生产战略引进和推广的技术领头机构，1994年12月由国家环保局批准成立。国家清洁生产中心重点从事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领域前沿性理论和应用理论与技术方法的研究，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开发和推广以及企业清洁生产审核人员的培训工作。 低碳消费：实行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我们要提倡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目前，发达国家中占世界人口20％的人消耗了全球50％的能源，而世界上有13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有10亿人没有安全的饮用水。美国人均排放二氧化碳比中国多达5倍。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要对造成的全球环境问题负主要责任。他们首先应当带头实行低碳消费模式，带头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与此同时，在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当实行低碳消费这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中国在未来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在实行低碳生产的同时，实行低碳消费，为保护世界气候和全球环境作出贡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度消费现象越来越严重。根据2007年4月末统计数据，北京私人汽车达187.8万辆。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特普费尔说，如果中国人均汽车拥有量达到美国的水平，这个世界将会出现环境灾难。我想这不是耸人听闻。中国水资源十分短缺，但浪费水的现象十分严重，例如用普通自来水浇绿地，到处建温泉、汤泉和水城；饭馆中大量的剩饭剩菜被丢弃；城市中各种装饰灯、霓虹灯彻夜通明。 现在该是实行低碳消费的时候了。低碳消费应当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做起。最近，英国驻华使馆联合北京青年报和搜狐网等多家媒体在中国公众中开展了“体验小变化，持续好生活”的环保活动。活动提出了10种绿色生活方式，号召公众参与体验这些生活方式并在北青网上建立体验博客。推荐的绿色生活方式包括尽量不用塑料袋、做个回收专家、购物先算碳排放、提倡一水多用、电器关闭不待机、拒绝一次性用品、不必要时不开车等。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意义却非常重大。例如电器设备待机问题，电器设备在待机状态下耗电一般为其开机状态下耗电量的1 0％左右。一般家庭里的电视、空调、电脑、饮水机和电热水器等常用家电的待机能耗加在一起，相当于开着一只30～60瓦的长明灯，一般1天待机16小时左右，1～3天即浪费1度电，平均每个家庭一年多交电费100多元。电器关机没拔插头全国每年待机浪费电量高达180亿度，相当于3个大亚湾核电站年发电量。又例如，在同等条件下，节能灯发光效率大约是普通白炽灯的3.5～4倍。如果每个家庭都使用节能灯，就能节省大量电力。 让我们从我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节省含碳产品的使用，实行可持续的消费模式，为实现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作出贡献。 控制高碳产业发展速度提高发展质量 我国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电力和轻工等行业的高速过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些行业中，存在着许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不少新建项目，污染治理设备建成后放在那里，只有当环保监管人员去检查时才使用；由于我国排放标准普遍低于先进国家的标准，即使达标企业也排出了大量的污染物；由于我国工业能源效率普遍低下，使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十分严重。 我国2003-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10.4％。全国有200多个地级市平均GDP是17％，有的达到了30％以上。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我国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取得的。要扭转我国环境形势日益恶化的趋势，必须降低发展速度，就是降低高碳产业发展速度，提高发展质量。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大淘汰污染工艺、设备和企业的力度；提高各类企业的排放标准；提高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电力和轻工等行业的准入条件，新建项目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准入条件和排放标准；制定必要的经济政策和惩罚措施。排污收费制度要改进，罚款只有超过采取防治措施的代价的情况下，这一措施才会有效。 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启动“区域限批”措施，对4个行政区域和4个电力集团实行了“限批”。所谓“区域限批”，是指如果一家企业或一个地区出现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的事件，环保部门有权暂停这一企业或这一地区所有新建项目的审批，直至该企业或该地区完成整改为止。这是一种新的创造，是一种控制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但是，要使我国环境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必须将这一措施的范围扩大，即在没有环境容量的区域停止批准新建增加污染排放量的项目，包括能达标排放的污染项目，直到这一地区有了环境容量为止。如果这些措施而降低DGP的发展速度，也在所不惜。 中国科学院《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选取一次能源、淡水、水泥、钢材和常用有色金属的消耗量来计算节约系数，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进行了排序，结果表明丹麦是资源绩效最好的国家，中国仅排在第54位，属于资源绩效最差的国家之列。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降低我国单位GDP能源、资源消耗，节能降耗，缓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我国政府已制订了从2006—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指标。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确保这一指标的实现。 在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要对我国现行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作出必要的调整。我国目前每年出口大量高碳经济模式下生产出的产品，例如数千万吨的钢铁。在生产这些产品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产生了大量的污染。据统计，我国大约23％的污染是在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产品卖给了外国人，污染和环境破坏留给了我们自己，这不是低碳经济，更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要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作出必要的调整，限制高碳经济模式下生产出的产品的出口，大力发展低碳产品的出口。 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实行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能源生态体系。城市低碳经济可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发展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煤炭的使用，增加天然气的使用以及发展和使用氫能等新能源来实现。 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引进低碳技术 国际上已经有许多成熟的低碳技术。我们在努力发展和应用自己的低碳技术的同时，要大力从国外引进这些先进技术。最近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了所谓的“巴厘岛路线图”，其中包括一个加速向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技术转让的战略性方案。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机制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及其他机制，引进资金和先进的低碳技术，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和低碳城市的建设，促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速度，实现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应对之间的平衡。

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生活中的某种经济现象的论文有哪些？

以宏观经济学原理分析税收政策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

按：本文仅以曼昆《宏观经济学原理（第三版）》（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Third Edition, N. Gregory Mankiw）中有关税收归属（Tax Incidence）和弹性系数（Elasticity）的最基本原理来为大家分析当前中国税收（广义税收）政策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主要分析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商品房政策的影响。

弹性系数（Elasticity）：它是指商品的供应量或需求量根据其决定因素（首变因素）的改变而作出反应的程度。其数学计算公式为：

弹性系数 = 商品数量的变化百分率 / 决定因素（首变因素）的变化百分率

一般情况下，商品数量可分为商品供应数量和商品需求数量，而决定因素（首变因素）可以是商品价格等因素。我们都知道，商品的供应数量和商品的需求数量都是与商品价格相关的。价格升高，供应数量就相对变大，因为供应者觉得有更大的利润可图，所以加大生产量，但需求数量会越小，因为需求者觉得难以负担；价格降低，供应数量会相对减少，因为供应者认为利润比较低，减小生产规模，但需求数量会增加，因为需求者认为划算。那么供应和需求就是必须以价格为核心内容，找准一个价格平衡点，使得在这个价格点上，供应数量和需求数量相等，这样某种特定商品，其社会所生产量正好等于社会消耗量，就达到了供需平衡。这也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最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起的作用。那么根据以上这个公式，我们又引申出来两个概念：

1、供应价格弹性系数 = 商品供应数量变化百分率 / 价格变化百分率

2、需求价格弹性系数 = 商品需求数量变化百分率 / 价格变化百分率

如果，某种商品的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也就是说供应数量的变化百分率大与价格变化百分率，那么说明这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会导致大额的供应数量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商品的叫做弹性供应。如果小于1，也就是说供应数量的变化百分率小于价格变化百分率，那么说明这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即使比较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导致小额的数量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商品叫做非弹性供应。

同理，我们可以根据商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如果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则需求数量变化对价格变化敏感，则为弹性需求。如果小于1，则需求数量变化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则为非弹性需求。

那么，哪些商品是弹性供应或非弹性供应呢？哪些商品是弹性需求或非弹性需求呢？

一般而言，奢侈品是非弹性供应并且弹性需求的。因为奢侈品（如2万美圆的天价手机、钻石戒指、劳斯来斯的汽车等）利润比较高，而且奢侈品的供应商不容易转型，所以奢侈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引起小额的供应数量变化，即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但奢侈品对需求者而言，不是生活必需的，是可有可无的，并且很容易找到替代品。比如当劳斯来斯的汽车猛涨价的时候，其消费者很可能就不买劳斯来斯，转而去买奔驰或宝马。钻石戒指猛涨价了，可能消费者就转而去买红宝石的戒指了。故奢侈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可能引起需求数量上大额的变化，即弹性系数大于1。

而生活必须品与奢侈品相反，是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因为生活必须品（大米、衣服、房子等）是人人都需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都需要）。如果生活必须品的有价格上的变化，供应数量会有更大的变化，比如农民是大米的供应者，如果大米的价格跌了，那么农民会认为卖掉自己辛苦种出来的大米不划算，再加上大米对他自己也是必须的，那么他很可能把大米全部留在自己家里供自己吃，这样供应量就急剧减少了；而如果大米涨价，农民认为赚的钱多，那么很可能他连自己的口粮也要卖掉一部分。这样来说，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可能引起供应数量上大额的变化，即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但生活必需品确是非弹性需求的，因为人人都要吃饭、穿衣、住房，没有这些人就会饿死冻死，所以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引起小额的需求数量变化，即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

弄清了弹性系数（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和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以及那些商品是弹性供应而非弹性需求，哪些商品是非弹性供应而弹性需求之后，我们再回顾一下税收归属（Tax Incidence）的基本原理。

曼昆认为，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就是，政府行为能够改变市场收益。税收显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在本文中，我指的税收都是广义的税收（把社会保险费、商品房的登记费、过户费、贷款利息等都算进税收范畴）。那么税收最终是由谁来负担呢？

我们举一个卖冰淇淋的例子。现假设有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由若干个冰淇淋的供应者和冰淇淋的消费者组成。如果冰淇淋价格是10元一个的时候，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需求者愿意购买的冰淇淋也是1000个，这样就达到了供需平衡。但是突然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要在每个冰淇淋上征收1元的生产税，由供应者完税。那么供应者为了保证相同的利润，不得不把冰淇淋的价格由原来的10元抬高到11元（其中1元是完税的，实际销售额还是10元一个，保证了与原来相同的利润。）这样在相同的利润刺激下，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但需求者却因此而为每个冰淇淋多支付1元，所以需求数量会减少，由原来的1000个需求数量降低为800个了。这样供需就失去了平衡，生产出来1000个冰淇淋只卖出去800个，冰淇淋剩余了。显然，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受了损失。供应者因为产品剩余而受损失，需求者因为产品涨价而受损失。

为了避免损失，供应者和需求者都会想办法。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使供需重新达到平衡。于是供应者将冰淇淋的价格又由11元降低到10.5元（注意，根据政府的税法，其中1元要完税，供应者的实际销售额是9.5元一个，利润与原来10元一个相比较降低了0.5元），那么在利润降低的情况下，供应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只愿意生产出来900个冰淇淋了。而对需求者而言，10.5元的价格，比最开始的10元（在这个价格点上，需求量是1000个）要多一点，但毕竟比11元（在这个价格点上，需求量是800个）要少一点，相对于最初的10元一个的价格，需求者要多付出0.5元，我们就假设在10.5元的价格点上，需求量也是900个吧。这样供应量与需求量相等，冰淇淋又重新达到了供需平衡。

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当供需再次在10.5元这个价格点上达到平衡的时候，供应者和需求者还是双方都受到了损失，只不过这种损失要比11元价格点上的损失小一些。在10.5元价格点上，供应者的利润比原来降低了0.5元，而需求者的负担比原来又多出0.5元。那么双方的损失之合，即1元，就被政府以税收的名义征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政府是面向供应者征收的生产税，但经过市场调节，最终税收归属却同时落在供应者和需求者头上。

如果政府征收的不是生产税，而是消费税，情况会如何呢？再来看看吧：

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我们可以再举例，还是当冰淇淋价格是10元一个的时候，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需求者愿意购买的冰淇淋也是1000个，达到供需平衡。这时政府出政策了，要在每个冰淇淋上征收1元的消费税，由需求者完税。那么对需求者而言，10元买一个冰淇淋，还要再完税1元，相当于冰淇淋的实际价格涨成了11元。11元的价格点上，供应量不变（因为供应者卖出的实际价格还是10元，利润不变），但需求量降低到了800个，供需不平衡，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受了损失。供应者因为产品剩余而受损失，需求者因为产品“涨价”（实际上是多负担1元的消费税）而受损失。

于是供应者不得不被迫将价格由10元降低为9.5元。在利润降低的情况下，供应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只愿意生产出来900个冰淇淋了。而需求者除了每个冰淇淋要负担9.5元之外，还要多负担1元的消费税，所以实际消费价格为10.5元，相对于最初的10元一个的价格，需求者要多付出0.5元，，需求量由1000个变为900个。这样供需又平衡了

来看看吧：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第一次政府征收1元的生产税，是由供应者负担，结果最后造成供应者和需求者各负担了0.5元。第二次政府不征收生产税了，征收1元的消费税，是由需求者负担，结果最后还是造成供应者和需求者各负担0.5元。这就是税收的真正归属问题，即不论政府是向供方还是向需方征税，最终税收必定会由双方承担，谁也讨不了好！（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前段时间有人在天涯经济论坛上发的帖子《谁在为增值税买单》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你可以用公式推导出来增值税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的，但根据本贴所论述，实际上还是生产、流通、消费三方共同承担了，只不过承担的比例不一样而已。）

那么我已经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帮助大家复习了一下弹性系数和税收归属的基本定义和原理，下面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展开论述了。

第一、有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我们把这些看成广义的税收）：

目前国家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只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必须办理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分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仅城镇户口）、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仅城镇户口）和生育保险（男女都交）五种。全国各地的缴费比例不一样，一般而言，劳动者个人缴费比例是其工资的11%左右，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该劳动者工资的30%左右（有地区差异）。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就认为，国家的政策这是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为单位缴费是个人缴费的3倍左右。同样，住房公积金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负担，但最终都存如劳动者的帐户。所以又有人认为住房公积金也是国家政策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个人占了单位的便宜。但根据我们已经论证过的，税收不论是向用人单位征集的还是向劳动者征集的，最终都会由双方承担。在自由市场中，哪一方也占不到便宜。而且根据我下文的论述，你会发现，问题简直会更加糟糕。因为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占了便宜，而劳动者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

把劳动关系看成一个商品市场，我们有两条思路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思路是在这个商品市场中，认为劳动者是供应者，用人单位是需求者，那么很显然，商品就是劳动力（即劳动者提供的智力、体力方面的劳动），货币就是单位提供的工资加福利。劳动力这种商品，对用人单位而言，其实不是必需品，而是具有奢侈品的性质。奢侈品有哪些性质？我们再回顾一下，奢侈品的供应者不容易转型，在本例中就表现为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力的质量在短期内不容易发生改变，比如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短期内可能只能提供法律方面的劳动，你让他提供IT方面的劳动，他得经过长期转型（培训或上研究生）才行，而一般的工人，只能提供力气活的，你让他成为技术蓝领，他也要经过长期培训。奢侈品还有对需求者而言还有一个性质就是可有可无，并且有替代品，我们看看劳动力对用人单位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如果雇工人成本（工资、保险、公积金等）太高，工厂完全可以不雇佣工人，它可以买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只请几个高技术的管理人员。反之，如果雇工人成本低，低于全自动化的生产线，那么工厂也许就会实施密集型劳动力的发展路子。这也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在这个思路中，商品市场上的商品——劳动力，是奢侈品，也就符合我们讨论过的奢侈品的性质，是非弹性供应并且弹性需求的。当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保险、公积金等）有一定变化的时候，其供应量变化不大，但其需求量变化会比较大。所以国家政策是强制用人单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这相当于国家强制提高劳动力的价格，这样在市场上，求职的劳动者数量不会有太大变化，但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相对大幅度地减少。劳动力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于是乎就通过社会平均工资大额降低的方式来降低劳动力价格（工资只是劳动力价格的一部分，因为劳动力价格还包括广义的税收，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等）。社会平均工资降低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也相应降低，劳动力供应数量不会有大的变化，但用人单位读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于是就形成当今这种“人人有口饭吃，但工资都不高”的局面。更有甚者，工资过低、劳动力需求过大的情况下，形成民工荒的局面。

所以从第一个思路分析来看，广义的税收（社会保险、公积金）是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负担的，而且劳动者负担的份额更多！劳动者丝毫没占到用人单位的便宜，用人单位也丝毫没为劳动者多付出工资外的福利，反而承担了美名！

我们也可以用第二种思路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也可以认为这个市场中，用人单位是供应者，劳动者是需求者，商品是工资和福利，货币是劳动力。很显然，从这个角度而言，商品就成了生活必须品。生活必须品的性质是我们讨论过，是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同样得出劳动者负担广义税收份额更多的结论！（具体分析不再赘述了，原理和方法与第一种思路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时，我们以劳动力市场来做分析，通过两种不同的思路（其实是以两种相反方向的眼光来分析问题），得出的结论都是：不论向谁征收，都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承担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而且劳动者承担得更多！

二、商品房政策（商品房的登记费、过户费、贷款利息等）

同样，商品房市场上，如果把商品房看成商品，把人民币看成货币，那么对供应者（政府、开发商、炒房者）和需求者（普通老百姓）而言，房子是生活必须品，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那么针对房子的一切广义税收，大部分是由需求者（普通老百姓）承担。如果用另一种思路，把人民币看成商品，把房子看成货币，那么普通老百姓就成了供应者，政府、开发商和炒房者就成了需求者。这时的商品——人民币符合奢侈品的特征，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因此，中央银行两次提高住房贷款利息，各地政府出台政策对炒房者征收高额的过户费等措施，表面上看好象是限制房价，实际上经过我们的分析，最终而言还是普通老百姓承担了大头！

通过以上两个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房市场的分析），我们都得出老百姓承担税收大头的结论。这个结论可以推导出一条普遍的原理：供应者和需求者共同承担了政府税收，但非弹性的一方承担得更多！这从原理上也很好解释清楚，因为非弹性的一方就意味着数量对价格的变化不敏感，所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而弹性的一方意味着数量对价格变化敏感，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因此非弹性的弱势地位者吃亏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从这些经济学原理里边，大家也看清楚了，不论国家政策表面上是如何偏向普通老百姓，其实质上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甚至我们可以更大胆地下结论，与普通劳动者无关的企业所得税等企业应负担的税收，本来是企业的成本，实际上最终是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承担的，而且由于劳动者的非弹性特点，大部分都落在了劳动者的头上。

顺便再说说我在文中一笔带过的增值税问题。根据我们的结论，表面上增值税是由消费者承担了，但实际上还是生产、流通、消费者三方承担的。把生产房与流通方的供需看成一个市场，再把流通方与消费者的供需看成另一个市场，就能分析出三方承担的结论了。所以大家也不要那么愤怒，认为增值税完全是由我们普通老百姓承担；但大家也更不要有什么欣慰，因为对非弹性特点的消费者而言，承担的是增值税的大头。

把我上一段话中的“增值税”三个字换成任何一种国内的税收、福利、保险、社会公共利益等，这句话都可以成立，哪怕是表面上与老百姓完全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