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黄家坝大寨化工厂在干什么的词条

本文目录一览：

• 1、大寨路上的“西安.恒大城”周遍的未来规划成什么？
• 2、《平凡的世界》内容是什么？
• 3、大寨村的大寨现状
• 4、如何看待大寨建大庙，是否违背大寨精神
• 5、郭凤莲的奋斗足迹
• 6、贵州省沙洲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怎么样？

大寨路上的“西安.恒大城”周遍的未来规划成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昆明路北侧的焦化厂即将搬迁，再往西的北石桥污水处理厂对居住环境影响不大，你所说的恒大城附近已经有好几个楼盘开张了，像旭景碧泽园、东方米兰、卡布奇诺公馆、紫薇臻品等都是成熟社区，所以说，在这里投资置业是个不错的选择。

《平凡的世界》内容是什么？

平凡的世界》故事简介 ：小说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家的命运为中心，反映了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初期广阔的社会面貌。

第一部：写1975年初农民子弟孙少平到原西县高中读书，他贫困自尊，与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互相爱怜，后来郝红梅却与家境优越的顾养民恋爱。

少平又高考落榜，回乡生产。但他并没有消沉，与县革委副主任田福军女儿回晓霞建立了友情，在晓霞帮助下关注着外部世界。少平的哥哥少安一直在家劳动，与村支书田福堂女儿，县城教师润叶是青梅竹马，却遭到田福堂反对。

经过痛苦的煎熬，少安到山西找到了勤劳善良的秀莲，润叶也只得含泪与向前结婚。这时农村生活混乱，旱灾又火上加油，田福堂组织偷挖河坝与上游抢水，不料出了人命，为了“学大寨”，他好大喜功炸山修田叫人搬家又弄得天怒人怨。生活的航道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第二部：写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又矛盾重重，田福堂连夜召开支部会抵制责任制，孙少安却领导生产队率先实行接着也就在全村推广了责任制。少安又进城拉砖，用赚的钱建窑烧砖，成了公社的“冒尖户”。

少平青春的梦想和追求也激励着他到外面去“闯荡世界”，他从漂泊的揽工汉成为正式的建筑工人，最后又获得了当煤矿工人的好机遇，他的女友晓霞从师专毕业后到省报当了记者，他们相约两年后再相会。

润叶远离她不爱的丈夫到团地委工作，引起钟情痴心的丈夫酒后开车致残，润叶受到内疚回到丈夫身边，幸福生活。她的弟弟润生也已长大成人，他在异乡与命运坎坷的郝红梅邂逅，终于两人结为夫妻。对新时期的变革抵触，同时也为女儿、儿子的婚事窝火，加上病魔缠身，弄得焦头烂额。

第三部写1982年秋少平到了煤矿，尽心尽力干活，成了一名优秀工人，一天下工时晓霞在井口灿然地迎接了他。少安的砖窑也有了很大发展，他决定贷款扩建机器制砖，不料因技师根本不懂技术，砖窑蒙受很大损失，后来在朋友和县长的帮助下再度奋起。

润叶也生活幸福，生了个胖儿子，润生和郝红梅的婚事也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承认，并添了可爱的女儿。但是祸不单行，少安的妻子秀莲，在欢庆由他家出资两万元扩建的小学会上口吐鲜血，确诊肺癌。晓霞在抗洪采访中为抢救灾民光荣献身。

少平在一次事故中为救护徒弟也受了重伤。但他们并没有被不幸压垮，少平从医院出来，又充满信心地回到了矿山。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平凡的世界》是从1975年开始创作的，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背景是各种文学新思潮风起云涌，现代派、意识流等文学观念风靡一时，文学创作在形式和技巧上的求变求新令人目不暇接。与此相反，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却受到“冷落” 。

甚至有批评家认为，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落伍的，但路遥仍然坚持创作完成了这部小说。路遥三年准备、三年创作，为了扩充视野、掌握资料，他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包括近百部长篇小说，前后近十年的报纸以及其他相关书籍，过着“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生活。

同时，他还奔波于社会各阶层体验生活。第一部初稿的写作是在一个偏僻的煤矿医院开始的，从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可以看到他对文学事业执着的信心和付出的代价：“写作整个地进人狂热状态。

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第二部初稿的写作是在黄土高原腹地的一个偏僻小县城进行的，因为生活没有规律，路遥身体严重透支，最后病倒了。

后来吃了百余副汤药，身体略有恢复，他依靠一股精神力量，继续写作。第三部的初稿改在榆林宾馆进行。1988年5月25日，路遥终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平凡的世界》

大寨村的大寨现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寨村形势和全国农村一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1983年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八十年代后期，大寨开始尝试发展乡镇企业，建起了煤矿、化工厂等小型企业。期间，农民放开手脚，个体经营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养鹿、养猪、养羊，做豆腐、汽车、拖拉机跑运输，经商等专业户相继涌现。多种经济成份打破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格局。

九十年代，是大寨大胆改革，锐意进取的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起了大寨人的志，壮了大寨人的胆，使大寨人深刻认识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哲理，使有艰苦奋斗传统法宝的老典型再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大寨党支部的带领下，解放思想，学习全国先进农村的经验，规划大寨新发展蓝图。九二年全村每户出一人，组织了140多人到河北省先进农村参观学习，而后又多次组织干部到外省外地学习，通过数次实地学习考察，给大寨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农业稳步发展，工、副、商贸业拔地而起。92年成立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引项目、引人材、引资金建起了年产10万吨的水泥公司，粮食转换的酒业公司、制衣公司、煤炭发运站、煤矿、毛衣厂、贸易公司、吃住行一体化的森林公园。十个企业年收入9050多万元，1999年-2000年，年上缴国家税收分别为300、350万元，上交提留资金年300多万元，人均上交国家1万多元。

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经营体制是大寨经济发展的一大要素，过去几百口人都从事一项工作--农业。土地虽然已分给群众，三十年不变，但是为了节省人力、物力，合理调整劳动力的使用，集体为群众提供了五统一，即：统一实施新品种试验和新技术推广；统一购买种子、化肥；统一实施机耕、机播、秸秆还田；统一实施水利灌溉和水利实施的应用；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由于强化了集体统一经营职能，农民的负担减轻了，百分之九十的劳动力从事了工、副业，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从88年人均180元上升到2001年的3910元，收入的增加带来了大寨人各方面变迁。

1.住房的变迁：现已有三分之一的群众修起了新宿，甚至从窑洞排房变为二层楼房，户均面积168平米，总造价7万人民币，农户出资五万元，集体补偿2万元，整地、规划、设计、水、电、路实施全由集体解决。至今已有24户人家搬进了新楼房。

2.膳食的变迁：大寨人当年吃的是野菜、谷糠、玉米糊，一年人均三两油，也就是五、六十年代大家说的，三百六吃不饱肚，丈八布露着肉的生活，几十年后大寨人吃的是白面、大米、鲜菜、肉类，过年过节六冷八热，给城里人生活无任何区别。

3.衣装的变迁：当年大寨穿的是土布、麻衣，补了又补，钉了又钉。冬无棉，夏无单。几十年后的大寨人四季衣服齐全，形状、花色与城里人一般。

4.家用器具的变迁：当年的大寨人住的是大窑洞，睡的是炕头，除了劳动用的工具再无家庭摆设。几十年后大寨人电视机、组全音箱、电冰箱、洗衣机、电话样样都有，摩托70多辆，还有汽车、拖拉机等，一切都方便了。

随着集体实力的增强，农民生活实现了三有三不。三有是：小有教（从幼儿到小学免费上学）；老有靠（实行了养老保险金制度，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领到60元，70岁以上月领100元，共产党员月领150元，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战的月领120元）；考有奖（凡考入大学、大专、中专的学生集体年发给奖学金，本科大学生年1000元；专科大学生年800元；中专生年500元）。“三不“是：吃水不用吊（自来水）、运输不用挑（汽车、拖拉机）、看病不用跑（村办医疗保健站服务上门）。大寨人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而且设施和建设环境方面的改造是同步进行的，93年投资80多万元建起了三层楼的新办学校，改变了教学环境，94年投资120万元修筑了3.8华里的盘山公路，硬化了路面街道。96年投资160万元打深井引水，井深742米，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吃淡水的问题。95年开始建设大寨森林公园共投资1000多万元，内有周恩来纪念亭、郭沫若墓碑、展览馆、农民文化艺术馆、陈永贵墓地等景点，植树造林，种植花卉1000多亩，不仅发展了旅游事业，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寨的生态环境。2000年投资207万元，修筑了一座能蓄水6万方的水库，可灌溉大寨的600亩良田。

在狠抓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寨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经常组织干部群众学习邓小平理论，开展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法制的教育，进行优良传统的教育及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举办不同形式的培训班，如：农广校、农科教、法制教、经营管理、营销出销、外语学习等，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实力。

大寨的党风好，民风正，无邪恶、邪教，党支部连年受到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的表彰。1995年1月，被山西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7月1日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同年6月6日，中共山西省委命名为”先进基层党组织、红旗基层党组织”；1999年9月，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命名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2001年7月1日被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先进基层党总支”。

如何看待大寨建大庙，是否违背大寨精神

其实是当时记者写大寨时的一句话

自杀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大邱庄的回忆，当消息传到村里时，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于禹作敏的怀念并没有消逝，以至于这个禹作敏生前的死对头自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曾经的村支书。

500多公里外，毛泽东时代的样板村山西大寨，也因为村支书的儿子修起的一座大庙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凤凰卫视对于虎头山上新修的普乐寺的评头论足，虽然让村支书郭凤莲颇不高兴，却让村民们多了许多谈资，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再记得大寨了。

两个都曾经风云一时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习惯于消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村庄从来都没有平静过。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联产承包”，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两个村庄里保存着中国乡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

在新一轮乡村变革以“新农村建设”破题后的2007年夏天，记者游走于这两个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

“共产仙乡”

虽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从太原到大寨，坐汽车穿山越岭仍然要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经在新中国的乡村史上占据过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书郭凤莲的儿子在村里修了一栋恢宏的大庙，已经很少会有人还记得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天下第一村”了。

8月底，记者赶到大寨时，郭凤莲正在北京开人大常委会。虽然比起前任村支书、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差了不少，但郭凤莲依然位列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她还曾兼任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县委副书记，这样的政治待遇，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让绝大多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

大寨是一个土石山区的村庄，耕地极少，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农村最为贫穷的那种，但是，1949年之后，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集体化了的大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全村700亩田分成5000块，散在大山里。陈永贵带领大家要做的是把这些沟、梁、坡，统统改造成能够产粮食的梯田。老一代大寨人的生活起居完全围绕这项工作展开：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到光线暗到无法继续干活才下班。这种艰苦的劳动从195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一共27年。不足300人的小村在1969到1977年间，“搬山填沟造平原”，生生地搬倒了39座小土山，新造出了小平原500多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能年年为国家交粮食。

这样的苦干正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权最需要的农村景象，领头人陈永贵借此最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掌管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大寨被树为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国家派军队去给大寨修盘山水渠，派科学家去修喷灌、吊车，早在1970年代，沟沟坎坎的大寨就提前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比大多数沃野千里的平原农村都早。

走进今天的大寨，随便一个村民家里，都挂满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与周恩来、邓小平、朱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在大寨的历史上，一共有40多位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和40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到访，此外，还有包括16位国家元首在内的134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名外宾先后来到过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从1964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直到“文革”结束，960万人踏入这个小村子，也就是说中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要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大寨是怎么回事。

大寨作为中国农村的样板，香火持续不断，火了15年。大寨的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在那些年代，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

1949年之后的中国，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除了依靠“制度性剥削”提取农村世界的“剩余价值”来完成原始积累外，没有他法可想。大寨比任何一个村庄都具备这样的样板价值。

但是，当样板树起来之后，一切都开始极端化。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外出考察回来，羡慕南方的田一年可以收两季，就在虎头山上试验种起了水稻，觉得养蚕经济效益可观，就在大寨的田里植桑养蚕，甚至还在山上养过鹿，他的梦想是“虎头山上变江南”。

这一切随着“文革”的结束、邓小平时代的到来都戛然而止。大寨成为“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对大寨的批判接踵而来。陈永贵失去在中央的一切职务，最后客死北京。郭凤莲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4月，郭凤莲被留党察看，审查了3年后调离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报到。

那几年，村里人都想不通，辛辛苦苦十多年，好不容易把小块土地连成了大块，便于集体耕种，现在怎么又分成小块？折腾了两年多，大寨的地终于分到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联产承包”跟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一样，对于大寨人来说都不是自发的选择。到1990年代，村里人又自动把地合到了块，专门组织“农业组”，每年40多个人，集体耕种。

没有哪个村庄像大寨这样紧密地跟中国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大寨的展览馆里，整个1980年代，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过大寨，那10多年，大寨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被遗忘到了角落里。只有村头那幅大标语“劈山育土捉龙王，共产仙乡唱凯旋”能让老人们怀想刚刚过去的日子。

大邱庄时代

大寨为曾经的狂热付出整整10年时间做代价，一直到1991年底，新的时代才终于在大寨姗姗来迟，郭凤莲被重新任命为村支书，她被赋予的使命是带领这个曾经的“共产仙乡”在新时代再次成为发展经济的榜样。

1992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邱庄取经。那几年，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的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的良药。而位于大寨700多公里外的天津大邱庄则是发展工业的典范，那几年，中国的观察家们都在宣称，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大邱庄时代。

大邱庄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钢材，早在1979年，大邱庄办起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带钢厂，用低价买来废钢材，加工成钢管后高价卖出，在那个年代，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当年大邱庄是怎样弄到这些被国家垄断的资源？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这些可贵的第一桶金为大邱庄的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随后，大邱庄办起了带钢总厂、制管总厂、印刷总厂、电器总厂等四大集团公司。

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

那些年，大邱庄的带头人是禹作敏。这个常年赶着毛驴拉芦苇的老农，摇身一变成了资产几十亿的四大集团董事长。禹作敏自称是邓小平的“好学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让村里每家每户都挂上“小平您好”的横幅，到今天，四大集团的大门上的对联，横批一直都没有变过，依然是“小平您好”。

虽然大邱庄搞的是工业，但禹作敏一直视陈永贵为榜样。他对一帮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他做梦都希望大邱庄能像毛泽东时代的大寨一样，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榜样。1992年，当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大邱庄取经时，一向孤傲的禹作敏出奇地高兴，临走还毫不犹豫地给了郭凤莲50万，资助她回去办企业。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国家政权再也不可能像那个时代那样，事无巨细地介入一个村庄的日常生产。禹作敏多次希望邓小平能到大邱庄来视察，像当年周恩来三上大寨那样，但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这个心愿。

除了国家领导人，禹作敏不把任何地方官员放在眼里。大邱庄老人们盛传，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宋平顺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时，禹作敏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宋平顺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上副市长，咱们天津真是没人了，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让我来给你们代理几天副市长。”

这样的张狂终于为他惹来了大麻烦。1992年底，大邱庄里发生了非法拘禁、殴人致死的恶性案件。事发后，禹作敏包庇犯事者，扣押了4名前来办案的警察，并指挥上万本村村民和外来务工的农民手持钢管与400多名武警对峙，不允许任何人进大邱庄。

一直到次年4月，这场震惊中外的风波才得到平息，禹作敏被判处20年徒刑，最终死于狱中。因此案被逮捕判刑的大邱庄人有26个，其中包括禹作敏的儿子。今天看来，禹作敏的结局并没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公共生活的衰退

2007年8月底，记者再来到大邱庄，这里早已不是一个村庄，而成了一个具有县城规模的镇，常住人口已接近5万，通宵营业的网吧、发廊、宾馆、洗浴中心、歌舞厅，还有电网密布的工业区，将大邱庄的夜晚变得像大城市一样嘈杂，村里的老人带记者寻到了禹作敏的老别墅，就在镇政府正对面的大院里，银色的大楼外墙上蛛网密布，丝瓜藤爬满了窗户。

“已经有好多年没人住了，前些日子，有人突然来这里放鞭炮，开始我还以为是老爷子的忌日呢，后来才听人说，是因为天津的宋平顺自杀了。”老人们还习惯于称禹作敏为“老爷子”，在他们很多人眼里，宋平顺是大邱庄的“仇人”。

1993年的风波平息之后，天津市很快改组了大邱庄的行政格局，新成立大邱庄镇，将原来的大邱庄根据4个集团公司划分为4个村委会，书记和镇长都由县里直接委派，很少再是大邱庄的人了。

禹作敏时代的村干部已经很少在村里呆着了。禹作章是为数不多没有被逮捕的村干部之一，他一直是禹作敏的搭档，担任了很多年大邱庄的村长，成立镇后，他还当了一段时间副镇长。记者找到他家里时，老人家一听是打听禹作敏的事情，连连摇头：“得了场脑血栓，啥事我都不记得了，国家的事情，你还是问市里吧，要不，县里也行。我们这些老农民，没啥好说的了。”说完这些话，老人家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禹作敏之后的大邱庄，彻底告别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四大集团很快或变卖或承包，成了私人企业。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得比以前更快了，虽然化工厂、印刷厂等集体企业都接连破产，但是钢管厂一直都很红火，原来在集团公司干的那些业务员、技术员纷纷出去自己开厂，如今，整个大邱庄已经有了上千家各种各样的钢管厂、带钢厂以及配套产业。镇上的亿万富豪比以前多了很多，在整个天津甚至华北地区，大邱庄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村。

但是，村民们并不感到生活比以前更好了。“禹作敏在的时候，是啥都管，现在，国家是啥都不管，有本事的开工厂赚钱，没本事的，要么穷着，要么靠歪门邪道也能活得滋润。”王世成是当年禹作敏手下的一个厂长，如今，在街头摆了个小书摊，像他这样的老村民，在大邱庄的街道上，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村里80%都是外来打工的，东北人居多。

村里的治安状况让村民们意见最大。记者晚上从天津市区打车时，一听是去大邱庄，司机们纷纷摇头，不愿意去。一个月不到，有6辆出租车在镇上被抢劫，前不久，公安局抓到了几个抢劫犯，还在村里的九龙壁广场前召开了一场公判大会。“那个九龙壁还是当年禹作敏修的，主要用来召开村民大会。”王世成说，以前哪会出这种事呀。

现在，打架斗殴的事隔三岔五就会发生。政府颁布了很多规定，可是对规范村庄的秩序缺乏实质作用。现在，村里说话最顶用的一名刘姓村民，被称为村里的龙头老大，家里开着工厂，有钱有势，各方人物都结交。“有什么事情去找他，基本能主持公道。只要你不去惹他，他也不做什么欺男霸女的事。”王世成说。

在老人们的回忆中，10多年前的大邱庄是真正少有所学，老有所养。村里的孩子上学，不用出一分钱，谁要能考上大学，每年有几万元补助，谁家里死了人，都可以去村里领丧葬费，禹作敏会派人来主持下葬，办得很体面，但绝不能铺张，就是在村口摆个录音机，放哀乐，他不许大家请乐队，那样太浪费了。谁家要是结婚，村里给出车，清一色的奔驰，那时候村集体有10多辆进口的奔驰轿车。

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各顾各的了，有钱的早早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去了，没钱的，还得在村里的小学读。婚丧嫁娶都是各自操办，去年冬天，村里一家王姓村民结婚，用了10辆加长林肯轿车组成车队，在镇上好好地风光了一回，这样的场景村民们早已见怪不怪。

现在，村里的学校、广场、别墅区、道路等公共设施还是禹作敏时代搞的，甚至比以前更破旧了。新修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因为资金不够，两年多了，修修停停，到现在还没有完工。村里的公共场所虽然雇佣了专门的清洁工打扫，可是，打扫总赶不上破坏，百亿路、黄山道等主干道上到处污水横流。

后集体化时代的大邱庄，地方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税收、计划生育等环节，无暇致力于公共生活的管理，私人生活蓬勃发展，公共生活却不断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几乎完全解体。政府在撤除了对乡村地方公共生活的政治经济支持后，并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

大寨的前途

相比于大邱庄的富裕和混乱，今天的大寨展现给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境。几十年来，大寨的人口从未增加，一直徘徊在520人左右，唯一增加的外来户只是陪孩子来读书的邻村家长，因为，县办中学在大寨村里建着。妇女主任李怀莲说：“这主要是因为大寨人听国家的话，自打国家说搞计划生育以来，几十年了，村里没出过一例违反计划生育的。”

村里的治安也从来不用公安局操心，这么多年了，基本没出过刑事案件。大寨的村民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村干部几无任何怨言。

当年是贾进才把陈永贵介绍入党的，并且把自己村支书的位置让给了陈。现在陈永贵的后代都在北京或者太原等地当官、经商，“早就成了国家的人了”。贾进才的儿子则依然留在村里开着小卖部。说起陈永贵，他们是一个劲地夸，唯一的一次不满是，村里为了搞旅游，打算大修陈永贵墓园时，贾进才的儿子不愿意把自家的坟地迁走，“我们贾家的祖坟可是块风水宝地，说什么也不能动。”儿媳妇说。

如今，郭凤莲和她的两个儿子在整个昔阳县都是名人，两个儿子各自拥有数家大企业，每有村里人外出，县城里的人总会跟他们唠起郭凤莲一家：你们村支书可发了大财了，她的两个儿子，个个都是亿万富豪，可村里人从来不介意这些。

70多岁的李焦月是当年陈永贵的“穷哥们”，跟着陈永贵干了一辈子活，后来，陈当上了副总理，一次也没回来看过他，可他一直惦记着陈永贵的好处：“他这人好啊，从不往自己口袋里装钱。还有郭凤莲，成就也不小啊，1992年回来后，给我们盖了新房子，修了宾馆，学校，路灯，把路重新修了一遍，一直修到了山上去，还建了展览馆，搞旅游，给大家发福利。

大寨如今的福利主要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0元养老金；本科生每年补助1000元，大专生补助800元；过年发面，免费供应煤，每口人每年1吨，其他还有饮料、酒、西瓜等等。村里还在山坡上新修了一片二层小楼，每套大约200平方米，村民们自己出5.5万，村里大约出5万左右，就可以购得。如今，大寨的150多户里，已经有1/3搬进了新房子。

大寨有一个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担任总经理，总公司下边有煤矿、水泥厂、农牧、酒业、饮品、森林公园等10多家公司。但这些企业里，能赚钱的其实也只有村里的小煤窑和一家跟香港人合资的水泥厂，再加上村里的森林公园偶尔收几张门票，如今，小煤窑已经面临挖空的窘境，森林公园除了在2005年的红色旅游年里给村民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外，如今，已经渐趋萧条，能够给村民们提供这些福利，对于大寨来说已属不易。

但对于村民们来说，这些似乎并不算什么。虽然集体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将近30年了，但他们仍然沉浸在村庄共同体所营造的浓厚的情感氛围中，虽然物质生活并非充裕，但是在村庄成员内部密切而深厚的交往仍让他们相互之间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他们活在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上，看着子孙环绕周围嬉戏打闹，尽享天伦之乐。身后的虎头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植树造林，已由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变成了森林公园，深山中的大寨依旧随处可见田园牧歌般的景象。

乡村的未来

从大寨到大邱庄，两个“天下第一村”的命运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在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却似乎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1949年之后，为了完成整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公社的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战天斗地。

到1980年代，国家开始大力推行“联产承包”，家庭取代了村庄共同体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一措施虽然很快改变了大多数乡村农民吃不饱肚子的状况，但是，原子化了的农民面临公共服务用品严重缺失和公共秩序失范的困扰。如果说，1980年代，国家还试图发展乡镇企业来振兴农村的话，那到了1990年代，当乡镇企业纷纷凋敝时，国家再也无暇关注农村。那几年，深圳、浦东才是国家建设的重心，国家将全部热情投入了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之中。对于农村来说，唯一不变的是税费，负担渐重之下，农民们不得不大规模外出打工。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在农村世界进进出出，从过度介入到荒疏。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终于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农村建设时代，但是，与前两次乡村世界的变革相比，对于新的农村革命，农民面前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

在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让亿万农民们选择，大邱庄会比大寨更有市场吗？辽阔的中国农村有几个地方拥有大邱庄的机遇和地理位置，迅速地城市化？

记者在大寨走访的最后一家农户是贾进才家。离开的时候，8岁的贾彤彤在窑洞里看电视，她的爷爷贾进才和奶奶宋立英都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房间里挂满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照片，以及爷爷奶奶跟周恩来、邓小平、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但贾彤彤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她被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家有儿女》逗得咯咯直笑，她喜欢里边的小胖墩，喜欢他们家里那些卡通般的碗筷、家具。

中国乡村的未来，应该是依然保有田园色彩的大寨还是完全工业化了的大邱庄？记者离开两个“天下第一村”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执著于立刻获得唯一正确的答案。两个村庄共同的问题是，村里读过书的下一代，已经极少有人愿意回到家乡。

郭凤莲的奋斗足迹

郭凤莲：大寨铁妮用奋斗青春攻克时艰

李彦春　

六十年代初，正值中国经济的困难时期。美国搞经济封锁、苏联撤走专家、国内遭受自然灾害……如何让七亿人民吃饱，粮食问题成当务之急。

在山西大寨，17岁的郭凤莲挺身而出：“大人们干什么活，我们就干什么活；大人们什么时候回，我们就什么时候回。”以“铁姑娘队”为代表的大寨人开始了改天换地的传奇。

从此，大寨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起走入国人集体的政治记忆。从此，“铁姑娘”的称号相伴郭凤莲走到今天。

在大寨，当隔着一尘不染的老板台面对郭凤莲时，昔日铁姑娘质朴的、飒爽英姿的记忆，被眼前精明干练、很在乎自己形象的人迅速遮盖了——郭凤莲衣着色彩明快，手机手包精致。她的嗓音很特别，脆、亮、透、远。她盯问记者“你是不是以为我还是45年前的铁姑娘形象——头戴草帽、肩挑扁担，手抡一把开山镐？”她笑着摇头，“如果我还那样，大寨就太落后于时代了，市场就会淘汰大寨。”

只是采访中，她频繁作响的手机铃声——当年唱红全国的歌曲《学习大寨赶大寨》——不断地提醒记者，“大寨的女儿”在与大寨一起历经多年沉浮之后，依然于变化中保有自己的坚持。

■一副担子挑60公斤

5发子弹打出49环

1963年8月，大寨遭受百年不遇的涝灾，暴雨下了七天七夜。如此天灾致使大寨人十年造地的成果毁于一旦。

8月8日，在县里开会的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回到大寨。村民们聚集在一孔尚未倒塌的窑洞里，以悲戚、绝望的口吻向书记描述灾后山村：人无住处畜无圈，土地塌成泥片片。然而令村民错愕的是，陈永贵却拱手向含悲忍泪的人们说“我给大家道喜啊！”陈永贵问大家“人咋样？”答“都在哩”，再问“牲口呢？”答“也在”，“那粮食呢？”“都抢出来了。”陈永贵笑：“遭了这么大的灾，人、牲口、粮食都在，这就是大喜呀。”他强调只要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人在就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从那天起，陈永贵带领大寨人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生产自救队伍中包括23个女青年，其中最大的20岁，最小的13岁，郭凤莲17岁。劳动中，23个女青年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与男社员一样。11月，二战狼窝掌时，陈永贵见姑娘们手上裂开血口子，便分配她们干些轻活并允许她们早些收工，然而郭凤莲带头说：“大人们干什么活，我们就干什么活；大人们什么时候回，我们就什么时候回。”陈永贵感叹“真是铁妮妮！”一次开社员大会，当陈永贵讲到铁妮妮们的干劲时，他一拍脑门：“干脆，把妮妮们组织起来，成立‘铁妮妮队’吧。”社员们齐声叫好。“铁妮妮队”组建后，社员们感觉叫着拗口，陈永贵便建议改成“铁姑娘队”。郭凤莲被大伙儿推举为“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能成队长，按今日表述，即综合素质高。她高小文化、悟性强、会表达、干活不惜力，能歌善舞会演剧，村民称郭凤莲为“大寨的刘三姐”。

郭凤莲对“铁姑娘”时代的记忆是“玩命干，比着干”。比如，男社员干多重的活，她们便干多重的活；谁起五更干活，那第二天四更时便能见到铁姑娘们影影绰绰的身影。劳动强度上，铁姑娘们没有性别意识。如果有人出于关心爱护的角度，劝她们“别累坏了身子骨”，那她们则敏感地以“别瞧不起妇女”还击并以挑战极限，创出挑60公斤担子的记录证实“别人吃不了的苦我们都能吃”。强烈的“半边天”意识促使她们经常与男社员展开劳动竞赛。不仅劳动上不服输，比武上亦不示弱。当年，农忙修地垒坝，农闲打枪比武。基干民兵郭凤莲曾取得5发子弹打出49环的记录。

■吃窝头抬石头

大寨收获40万斤粮

那么，铁姑娘队“玩命干，比着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郭凤莲说：“往大了说是建设社会主义，往小了说是想多打粮食吃饱饭，能吃上不掺糠的窝头。”郭凤莲回忆那时的大寨：年均一人分二斤半小麦，这点粮食竟填不满磨盘眼儿。当年，即使是掺糠的窝头，每天也只有一个，冬天则是冰碴窝头。郭凤莲曾为大寨人的冰碴午饭编了顺口溜“冰碴饭歌”：冰碴饭甜，冰碴饭香，吃了不忘本，干活有力量。

铁姑娘贾美云、贾存兰忆说当年劳动场面，“抬石头时必唱歌，都是郭凤莲起头。”唱得最多的曲目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高山挡不住太阳，困难吓不倒英雄汉”等，节奏及歌词的激励作用使她们创造了看似不可能的传奇。

郭凤莲回忆“七灾八难”的1963年，“那时年轻不觉得累，就是饿得慌，冬天冷得很。”冻馁激发郭凤莲带领铁姑娘们朝着陈永贵描绘的社会主义愿景——“牛奶面包新衣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起五更爬半夜地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

梦想兑现的日子是1964年秋，大寨人收获了40万斤粮食。这一切让郭凤莲由衷认可陈永贵自编的豪言壮语“社会主义等不来，艰苦奋斗干起来”、“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不靠天不靠地，战天斗地靠自己”……

大寨人穷则思变、战天斗地的传奇恰为毛泽东的治国方略“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及时提供了供全国效仿的样板。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美国搞经济封锁并认为中国政府没能力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苏联撤走专家，国内遭受自然灾害，七亿人民吃不饱，粮食问题成当务之急。当毛泽东得知大寨人改天换地的事迹后，赞誉“穷山沟里出好文章”，随后引领亿万农民走上“农业学大寨”之路。

■周总理三到大寨

称赞“真了不起”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大寨精神之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周总理共到大寨三次。1965年5月21日，郭凤莲清晰地记得，总理拉着她的手问“我问你个问题，毛主席说，有了成绩怎么办？”郭凤莲脱口即出“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周总理第二次来大寨，见虎头山没树，他建议绿化虎头山。陈永贵疑惑，石头山怎么栽树？总理说石头缝里也能栽树。山东有个雷家寨，毛主席说雷家寨很好，你要向雷家寨学习，第一植树造林，第二发展农副业。比如可以养猪，上粮食加工厂，粮食加工去除的杂质可以喂猪，猪的肥料可以化到田里，精细产品可以供给厂矿机关。当时大寨有粉条厂，总理说可以扩大小加工厂。第三兴修水利，防止干旱。陈永贵说，我们这里只有涝灾，没有旱灾。总理说，再过十年，北方地区会干旱少雨，你们一定要兴修水利。第四要办农民夜校，要让农民学文化，提高素质。

1965年春，“铁姑娘队”在雷家寨人的指导下挖石、挑土、担水、栽苗，“都是一棵一棵浇活的”，郭凤莲说：“一天挑30多担水，晚上回来腿都肿了，第二天继续干。”树成活后，铁姑娘们又去打井，兴修水利。今天郭凤莲回首总理的四项建议，钦羡地表示“真有预见性”。

1973年5月27日，周总理第三次来大寨。郭凤莲的记忆中，总理瘦、憔悴，腿脚不如从前，说话没力气。总理提出看看狼王庄，陈永贵、郭凤莲劝总理坐一段车，步行一段，总理摇头“我坐车就没大寨精神了”。路上，总理问郭凤莲，“你说人的力量大还是水的力量大？”郭凤莲说“人的力量大”。总理说“我看水的力量大”。总理手指狼王庄沟壑，“你看水把石头冲成了弓形，还是水的力量大”。郭凤莲坚持“还是人的力量大，水冲了几千年才冲成这样子，狼王庄却在几年之内被人征服了”，总理点头称是。当总理看到曾经山石嶙峋的狼王庄变成平坦良田时，他开心地笑了，说“真了不起！”

总理离开不到20天，6月，27岁的郭凤莲出任大寨党支部书记。任期内，郭凤莲明确己任——沿袭传统，继续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之路。具体为植树造林、发展农副业、兴修水利、办农民夜校。郭凤莲执政岁月里，一项出工率可佐证大寨人的干劲——男社员出工350天，女社员出工330天。

时代影响

自力与奋斗让她们和家乡一起成为传奇

今天，大寨寨门的两旁依然书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两行大字；虎头山下，1996年落成的大寨展览馆依然在用非常详实的图文向人叙述着大寨一穷二白、穷则思变，变成农业战线一面旗帜的当年故事。

“铁姑娘”时代，尽管物质上吃不饱穿不暖，但对铁姑娘贾美云而言“那十几年金不换”。对郭凤莲来说，如果以山作比，那十几年是她人生的顶峰。她们的当年可从“大寨展览馆”的图片上得到解读，身上的痼疾也可佐证她们曾为穷则思变付出的代价。郭凤莲手指关节疼。贾美云胳膊肘弯曲，一变天腿关节就疼，胃常冒酸水，她说是吃冰碴饭的后遗症。记者在大寨目睹了“常不闲”宋立英的手：手指关节粗大，两个指头各少一节。她说是被铡草机铡伤的。她怕混杂在杂草中的石块硌坏机器，故用手拨拉……

而令她们至今自豪而无悔的是她们的家乡大寨——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在经历了1963年的大灾之后，凭借她们的奋斗，终于在第二年收获了40万斤粮食和空前的盛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同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寨树为“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发出“全国所有社（人民公社）、队（生产队）都要像大寨那样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自此，大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吸引着全国、全世界的目光。大寨成为当时中国地图上唯一标注的村级地名。一首唱红全国的歌曲《学习大寨赶大寨》应时而生——“学习大寨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1964至1980年，16年间，960万人前来创造了中国农业传奇的大寨参观、取经，其中还包含2.5万外宾。联合国前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参观大寨后赞叹：“大寨了不起，铁姑娘了不起。”

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们至今难忘当年县县都在学大寨、处处涌现铁姑娘的情景。回溯当年艰苦气象——刚刚起步的国家、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国外的经济封锁，还有苏联专家的撤离，7亿人口的吃饭，这一生存的基本问题困扰着共和国的领袖和人民，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以自力和奋斗来挑战艰苦的铁人、铁姑娘可谓应运而生。

多年以后，重整大寨河山的郭凤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那个时候要付出辛苦的劳动，改变恶劣的自然条件。政府并没有给过任何资源，我们自己动手搞起了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靠的是一种精神。不解决这些问题，农民的肚子也吃不饱，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段历史的贡献。”

“不能说什么都错了，艰苦奋斗错了吗？没错！”

这是岁月沉淀的答案。

光阴的故事 大寨从政治品牌到经济品牌 她从铁姑娘到铁娘子

郭凤莲给自己的定位是大寨的女儿，不过，她说她本不是大寨人，而是出生在距大寨五华里的武家坪村。自三岁失去娘亲后，郭父便将五六岁的女儿送到居住在大寨的姥姥家。由于郭凤莲来自外乡，且又是外姓，郭父经常嘱咐女儿：“咱吃着大寨的饭，喝着大寨的水，不能给大寨人添麻烦。”不幸家境养成郭凤莲敏感多思、顺从好胜不服输、凡事追求完美的性格。郭凤莲自我评价“我是一个很专注的人，干什么事就想把它干好”。这样的性格致使她敢于人到中年开始转身。

1980至1991年，随着大寨模式退出历史舞台，郭凤莲也风光不再，被安排到榆次果树研究所。

1991年11月15日，离别大寨11年的郭凤莲重返大寨，45岁的她被任命为大寨村第八任党支部书记。晋地俗语“人过四十五，庄稼出了暑”。此时人到中年的郭凤莲对于大寨的未来心里没底，但大寨人寄望铁姑娘重整河山。“人到四十五，好比出山虎”，熟悉郭凤莲争强好胜性格的大寨人这样激励她。郭凤莲一句“人不能跟历史赌气，更不能跟现实赌气”让大寨人有了主心骨。

1992年，小平南巡。郭凤莲从《东方风来满眼春》文章中读出全国已走进新时代。于是郭凤莲和老劳模宋立英南下，前往中国经济领跑者的城市取经。郭凤莲在上海初识卡拉OK和咖啡。很快，悟性甚高的郭凤莲决定告别“以粮为纲”，确立了“发展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她铁心带领大寨人顺应时代，“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大寨在市场经济中成福寨、富寨”。

取经回村，郭凤莲肩上挑起“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的担子。商海中，依然习惯人们称她为“郭书记”的郭凤莲再现战天斗地的铁姑娘干劲。她利用大寨品牌这一天然优势，采取外引内联模式向生态大寨、旅游大寨、城镇大寨发展，先后办起煤矿、化工厂、羊毛衫厂、核桃露饮品厂等11家企业。2008年，大寨经济总收入3亿元，人均收入万元。

今天，郭凤莲经历了大寨史上两个16年。1964至1980年，她以铁姑娘闻名；1992开始，又一个16年，郭凤莲转身之后再立潮头。她使大寨完成了从“政治品牌”到“经济品牌”的转型；她自己亦完成了从铁姑娘到铁娘子的转身。富裕了的大寨现被视为新农村样板再次被人“朝圣”，目前大寨年均游客30多万人，旅游收入年均千万元。大寨三分之一的村民从事旅游业，如出售红色光盘、书籍、纪念品，经营饭店等。老劳模，80岁的宋立英就开了家商店。大寨人在以市场行为讲述过去的故事，而郭凤莲则以植树、建展览馆告诉后人大寨的历史。她说：“我们这代人走了，树、展览馆还在，它们会告诉后人什么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2009年1月18日，郭凤莲荣获“第七届中国十大女杰”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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