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中国经济（中国经济1990）

本文目录一览：

• 1、四次经济危机是哪四次？（请注明时间，谢谢~）
• 2、上次经济危机发生在哪年？经过多久度过的危机？
• 3、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
• 4、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
• 5、中国历年GDP总量和人均GDP是多少？
• 6、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四次经济危机是哪四次？（请注明时间，谢谢~）

第一个经济危机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机发生。政府财政赤字1958年约为60亿,1960年达到100亿,占当年收入的比例从5.6%增长到14.3%,三年赤字总额达到200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最高才600亿左右,高额赤字挤占了财政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机会的开支。1960年以后,由于财政投资能力下降,就业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动员大约2千万城市人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

1960－1962年,经济萧条。国家财政年收入进一步由572.3亿下降到313.6亿。从1982年重新修订并公开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1960－1962这三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呈下降趋势,"未增加人口"大约为2千万人,这其中大部分可认为死于饥饿。人们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1962－1963年,经济复苏。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机压迫下改革"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放松了政府对农村基层的全面控制,允许农民搞"三自一包(这种以放为特征的经济改革15年后再次重演,只是改名叫大包干或者叫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因此,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由8%上升到22%,财政形势有所好转。

此时,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上的路线斗争越来越明显;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无法解决基层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文化大革命"正处在蕴育阶段。

1963－1966年,高涨期。国家在经济形势初步好转后,增加了对工业的投资,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紧接着财政赤字再次出现……随后,1968－1972年数百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其真正原因仍在于城市无法解决的高失业率。

此后即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阶段。尽管非经济因素作用在这个阶段上明显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也仅仅只是把危机期的阵痛延长而已。

1.04 第二次经济危机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机发生。国家财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亿大关后,连年亏损,到1978-1979年,赤字进一步增加到每年约为200亿,占收入的比例高达20%左右,比上一次危机爆发时的比例还高5%。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只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影响,还有"洋跃进"--大规模举债用于基础工业投资;以及中越边境战争造成约50亿的直接非预算开支等等。

1980－1981年,经济萧条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开放集市贸易。这就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与上一次经济危机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关、停、并、转",压缩基建投资,使几百万基建职工"停工待料",几千万城市人口"待业";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自1976 "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结束,后集权主义体制(Post Totalistarian System)缺乏准军事化的国家动员机制, 无法再象60年代初一样迫使城市人去农村来解决失业问题,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国开展"两打"运动,监狱暴满。

1982－1983年,复苏阶段。由于全国范围对农村土地的再分配和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开放,粮食产量每年创历史记录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总增加量约为75亿吨。中国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农业产值也提高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

1984－1986年,高涨阶段。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加快,同期财政赤字增加到每年大约100亿元。其中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 "利改税"之后形成的国有资产 "单位所有制"作用。由于国家垄断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财政投资的无偿,相对于较高的物价水平而言,任何单位获得投资本身即是意味着吃进利差;又由于单位内部"利益同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一般有40－50%会以各种渠道转化为消费基金。因此,自1983年以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也大幅度增加。在投资和消费双重膨胀压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转化的超发货币量终于引发出全面通货膨胀危机。

1.05 第三次经济危机周期(1988－1994年)

1988-1989年,危机爆发。以1988年夏季大抢购为表象的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危机和1989年的社会政治危机相继发生, 如果可以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来分析政府决策, 则可以看到从1986－1988年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强行压减投资消费双膨胀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政府于1988年末开始连续大幅度调高利率,以此吸纳社会即期货币,减轻通胀压力,存款利率跳跃式地升高70－80%。而同时货款利率又在行政强制下不得提高,于是造成银行多年出现400多亿政策性亏损,最终冲入财政变成赤字。然后,高额赤字压迫政府改变决策行为,相应调高货款利率,危机又恶性循环转嫁给企业。这种流量资本调节的极端性措施是在不触动存量资本的情况下运作的,必然由于企业产权虚置而造成极端性后果,即：银行高利率造成企业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动资金贷款最多的商业企业被迫减少资金占用,改购进为代销,向生产企业转嫁成本负担---生产企业如法炮制,缓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业转嫁产品成本占压资金负担---连锁负债迅速波及全社会。

对1988年通货膨胀缺乏经验和规律的认识,在经济调节和行政控制上都反应过度,是第三次经济危机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观原因。不仅货币政策过度调整是连锁负债的内在原因,而且市场政策的过度调整也是当时"市场疲软"的内在原因。

中国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前只有"两极化的市场"：既无资本、技术、劳务、物资等要素市场,也无住房、保险、医疗、旅游、教育等社会消费市场。十亿民众可以进入的只是一极高档大件消费品, 另一极基本生活消费品这样的"翘翘板"形的"两极"消费品市场。为了抑制通胀发生时本属短暂的对高档商品的抢购,政府在大幅度调整存款利率的同时还大幅度调高以彩电为代表的大件消费品价格,另加高档消费税,使等量货币的市场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几乎一瞬间就人为地关闭了两极市场的一极。翘翘板一头空了,而另一头,据测算早在1986年大多数农业主产品即已受到"市场需求制约",于是,1989年初城市消费品市场开始呈现疲软之态。

1990－1991年,经济萧条阶段。政府采取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政策,投入1500亿贷款,但此时的连锁负债已达2000亿之巨,同期国营企业库存产品占压资金也已超过1000亿元。另据统计,国营企业亏损面已达74%,遂不得不将"全面倾斜"改为"点贷解扣"。

国营企业连年亏损,造成以国企税收为主要来源的政府财政连年赤字。先是1989年秋冬之交试图财政、外贸收权不果;接着以财政解困为目标,政府"甩包袱"式的改革政策便相继出台。其效果之一,即萧条阶段财政取消农产品购销补贴后的农村市场也走向全面疲软:以往国营流通部门凭借财政补贴,垄断性地占有农业主产品商品量的一半以上,当1990年取消购补,销补暗转明之后,国营流通部门的直接反应是立即大幅度减少购进和库存,同时挪用银行专项资金用于高利润经营。这一行为的直接作用是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不再有"蓄水池调节",导致各种欺行霸市和价格波动无序化并且随时诱发社会动荡,经济矛盾日益社会化,"菜蓝子"等与是否稳定相关的问题渐渐成为各级政府分外重视的主要矛盾。其间接作用,一是二亿多小农户无法适应原有的国营大买主市场份额迅速下降到20%以下的新局面,"农产品卖难"再次普遍发生,农民收入随之连续三年下降,占有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60%以上的消费额并且一向稳定的农村,随之出现全面市场疲软。二是农业比较收益过低的老问题在农产品"卖难"和农民收入连年下降的作用下陡然突出起来,逼使农民背井离乡,"民工潮"大范围涌流。

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渐渐复苏,并随即转入高涨。刺激经济复苏的兴奋剂有两支：

一是1988－1989年的高利率政策失败之后,政府又把利率连续调低到甚至低于原来水平,高利率时期大量吸收的存款必须贷出,因此资金环境暂时相对宽松,同时资本市场初步开放,低利率政策又使货币持有者转向风险大但收益率高的股票、证券市场和其他投资市场。

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半数以上县级财政长期亏损,政府利益在财政分配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仍然每年以集团消费递增25－30%的速度迅速膨胀。在第三次危机已经吃空了可以行政占有的流量资本的逼迫下,政府及所属部门的利益之手伸向能够即占即盈的房地产投机。全国性的开发区圈地热和房地产、股票、期货三大投机一齐上的存量资本瓜分浪潮忽然间似狂飙拔地而起,的确在暴富了一批投机于权钱交易的食利者的同时,在病态的经济背后又击一猛掌！

1993－1994年, 经济高涨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992年的7600亿,跃增至1993年的1.3万亿,1994年又在上年增长70%的高比例上再增40%。任何对存量资本的重新分配都会促进经济成长！尽管九十年代初以圈地运动和泡沫经济为表象的中国经济发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其实质不过是周期规律作用和对国家资本的又一次再分配。

之所以说是"又一次再分配",是因为八十年代初那次农民曾对人民公社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做过一次再分配,并迅即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不同的是,那次分配是农民凭借社区成员的天赋权利和农业文明的均平传统所做的社会化占有;而这次分配是食利者凭借政府权利或以"寻租行为"赎买到的法权关系所做的特权占有。

无论如何,相隔十年的两次国家资本再分配尽管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相左因而不尽如人意,但却都形成了经济发展最起码的基础--利益目标明确的活跃的经济主体--因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可以从历史角度肯定其进步意义。

1994－1995年,第四次危机发生。与前三次滞涨型危机不同的是,这是一次信用过度膨胀导致的通涨型危机,现象过程如下：上次滞涨型危机过程中,政府财政甩包袱只部分减少了亏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税收主源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的问题,企业亏损面一直在50%上下徘徊。到1992年自然赤字额已高达近500亿,1993年不计入债务的亏空进一步上升至800亿左右。此时,连续8年的财政向银行透支,已吃掉了国有银行全部自有资本金,使金融系统100%负债。尽管1993年末政府宣布不再向银行透支,发行1200亿国债抵补财政亏损,但银行部门仍不得不掏口袋购买其总额的70%。对银行而言,这意味着用债务(社会存款)来买债,亦即寅吃卯粮了;而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用公众存款充填政府消费,显然是政府信用危机！

又由于上次危机中失败的利率政策使企业连锁债务一直未能根本解决,向国营企业倾斜和"花钱买大好形势"、"贷款发工资"等保稳定的政治任务又进一步迫使银行贷出资金的40%逾期难以回收。实际上即是用60%的可贷出资金产生的利润来支付100%的存款利息！人民银行资深研究人员指出：如果不是以国家为名,银行早该破产了！

金融部门如此困境之中既然不能破产,其解困行为只有两条路：一是投入高利润领域,提高贷款利率,以高盈利来抵补以往亏损;二是转向国际资本市场吸收其过剩、低息资金来缓解中长期投资需求压力,防止进一步亏损。

尽管国家现行政策限制使之无法公开走第一条路,但暗中违纪拆借或利用自办公司参与金融投机仍屡禁不止,使得国内资金市场利率一直在月息二分左右,高利贷由此横行全国;而第二条路--大规模举借外债(对外扩张信用),则显然正在发生作用。1994年上半年中国外债总额从上年800多亿元激增近半,达到1200亿,即是明显例证。同时, 由于40%的逾期贷款包袱越背越重,银行也不得不眼光向内扩张信用。1994年上半年各项存款大幅度上升也是明显例证。

进一步分析则可以看到,金融体改要转换机制、实现"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因全行业统算竟无自有资本金并且超额负债而势难成立,唯有在划分职能之际将逾期贷款和亏损重负甩给政策性银行由国家财政背起来,才可能做到让银行有正常经营利润。但甩给财政的包袱势必恶化财政亏损局面,转而演化为新增内债,仍会扩张长期信用。

一般而言,当信用膨胀到临界点,必然发生信用崩溃。上一轮"三角债"的恶梦淫威犹在,新一轮连锁负债重又发生,这即是信用崩溃的表现之一。

本次经济危机与政府对应之策的其他性状特征与上次类似。例如高涨期的投资消费双膨胀与危机期的紧缩银根,控制物价等。只是此次压缩基建会相对影响几千万进城民工的就业,社会犯罪问题必然日益突出,且由于基数巨大而防不胜防。

1.06 正如七十年代末的危机导致了第一步农村改革一样,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危机也促进了城市改革。农村改革中人民公社解体使农村发育出各种独立的经济主体并成为商品经济的基础,农村社会恢复了自治形态。从而,以人民公社体制做组织保障的统购统销制度难于运作,农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于是渐次开放,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商品经济新体制于是在农村形成。同理,城市改革从八十年代中期日益触及产权,城市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份化使政府部门垄断和计划控制相对弱化,工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也渐次放开。因此,假如没有新的战争把现在的中国"平民政府"再一次造就成"英雄政府",则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上次经济危机发生在哪年？经过多久度过的危机？

第一个经济危机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机发生

1960－1962年,经济萧条。

1962－1963年,经济复苏。

1963－1966年,高涨期。

第二次经济危机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机发生。

1980－1981年,经济萧条.

191984－1986年,高涨阶段.

第三次经济危机周期(1988－1994年)

1988-1989年,危机爆发

1990－1991年,经济萧条阶段。

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渐渐复苏,并随即转入高涨。

1993－1994年, 经济高涨期。

第四次危机发生(1994－1995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恢复发展时期的经济（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一五”时期开展了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为我国基础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2、第二阶段，动荡发展时期的经济（1958~1978年）。

1958~1966年，是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时期，前几年是失误，后几年纠正和弥补失误。总的来说，1958~1978年的20年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是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最后带着对“文化大革命”痛苦反思、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

3、第三阶段，经济体制转型初期的经济（1979~1991年）。

中国20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国民经济经历了1986~1987年的“软着陆”，1988年价格“闯关”和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曲折。

4、第四阶段，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中国经济（1992~2002年）。

1992年邓爷爷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扩展资料：

中国发展的最新阶段：

在新时期、新阶段，中国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依法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企业投资自主权；进一步健全商品市场，发展要素市场，加快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世界之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加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创造了许多同时期世界经济发展之最，被众多专家誉为“中国奇迹”。 创造经济增长速度的世界之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联邦德国、日本等曾经创造过经济“奇迹”。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加坡也创造了经济增长纪录。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经济在过去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9．4％的高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新奇迹，刷新了世界纪录。 创造贸易增长速度的世界之最。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只有20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7位。到1990年，增至11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6位。到2001年，猛增至5098亿美元，世界排名跃居第6位。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在20多年里增长了20多倍，排名前移21位，为世界所罕见。 创造外汇储备增长速度的世界之最。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微乎其微。1989年，也只有55．5亿美元。1993年以后，中国外汇储备飞速上升，到1996年底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二。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250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 创造生产增长速度的世界之最。中国曾经是个物资和产品匮乏的国度，改革开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短缺时代。1996年，中国钢产量突破1亿吨，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一位。同样雄踞世界产量榜首的还有：粮食、肉类、水产品、水果、棉花、布、煤炭、化纤、化肥、水泥、电视机、数字程控交换机等产品。以如此短的时间，实现主要大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巨大飞跃，这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创造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之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利用外资几乎为零。2001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达3935亿美元。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利用外资规模持续强劲增长，自1993年起，中国吸收外国资本总额一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

中国历年GDP总量和人均GDP是多少？

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

2009

欧盟 European Union 16 4755.80亿美元

1 美国 United States 14 2563.00亿美元

2 日本 Japan 5 0653.58亿美元

3 中国 China 4 9847.31亿美元

4 德国 Germany 3 3602.13亿美元

5 英国 United Kingdom 2 7870.16亿美元

6 法国 France 2 6602.32亿美元

7 意大利 Italy 2 1213.09亿美元

8 巴西 Brazil 1 5769.48亿美元

9 西班牙 Spain 1 4661.27亿美元

10 加拿大 Canada 1 3391.13亿美元

1980年 世界各国（地区） GDP总值 （除苏联外，按当时汇率）

01----美国-----------------2,7956亿美元

02----日本-----------------1,0279亿美元 　

03----西德-------------------8261亿美元

04----法国-------------------6824亿美元

05----英国-------------------5367亿美元

06---意大利-----------------4546亿美元

07----中国-------------------3015亿美元 ★★★

08---加拿大-----------------2689亿美元

09---西班牙-----------------2218亿美元

10---阿根廷-----------------2090亿美元

1990年 世界各国（地区）GDP总值排名（除苏联外，按当时汇率）

01----美国---------5,8033亿美元

02----日本---------3,0522亿美元

03----德国---------1,5470亿美元

04----法国---------1,2198亿美元

05---意大利--------1,1045亿美元

06-----英国-----------9946亿美元

07---加拿大----------5827亿美元

08---西班牙----------5115亿美元

09----巴西-----------4650亿美元

10----中国-----------3878亿美元

2000年世界各国（地区）GDP总值排名（按当时汇率）

01----美国---------9,8247亿美元

02----日本---------4,7661亿美元

03----德国---------1,8752亿美元

04----英国---------1,4409亿美元

05----法国---------1,3133亿美元

06----中国---------1,0808亿美元 ★★★（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意大利，也进入了“万亿俱乐部”）

07---意大利-------1,0776亿美元

09---加拿大----------7242亿美元

08----巴西------------5998亿美元

10---墨西哥----------5814亿美元

2005年 万亿美元 (T$)

1 美国---------14,4866

2 日本---------- 4,6638

3 德国 ----------2,7301

4 英国 ----------2,2275

5 中国 ----------2,0548 (继超过意大利之后，中国GDP又一次超越“西方七强”中的法国，位列全球第五。）

6 法国-----------1,9727

7 意大利------- 1,7096

8 加拿大------- 1,0345

9 西班牙 -------1,0190

10 印度 ------------7198

2006年，中国官方宣布其已成为第四大经济体，按照美元汇率计算超过了英国。 排名 国家 06年GDP

1 美国 ---------14,9791

2 日本 ----------5,0833

3 德国 ----------2,8125

4中国 ----------2,5879 (中国经济总量陆续超过“西方七强”中的意大利、法国、英国，位列全球第四。)

5 英国 ----------2,2921

6 法国 ----------2,1083

7 意大利 -------1,7284

8 西班牙 -------1,0694

9 加拿大------- 1,0572

10 印度 --------- 7785

截止2008年年底　 — World 78,360,000

— 欧盟 18,930,000

1 美国 14,330,000

2日本 4,844,000

3 中国 4,222,000 （两年后的一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超越德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4 德国 3,818,000

5 法国 2,978,000

6 英国 2,787,000

7 意大利 2,399,000

8 俄罗斯 1,757,000

9 西班牙 1,683,000

10 巴西 1,665,000

GDP的货币标值再高，如果没有低工资且节衣缩食的2亿民工支持，没有私营企业节俭积累资本，没有科技创新和市场经济的调节，必然是泡沫的GDP

China

2010 397983.00 57080.00

2009 340506.90 26461.50

2008 314045.40 48235.10

2007 265810.30 49495.90

2006 216314.40 31377.00

2005 184937.40 23339.10

2004 159878.30 24055.50

2003 135822.80 15490.10

2002 120332.70 10677.50

2001 109655.20 10440.60

2000 99214.60 9537.50

1999 89677.10 5274.80

1998 84402.30 5429.30

1997 78973.00 7796.40

1996 71176.60 10382.90

1995 60793.70 12595.80

1994 48197.90 12864.00

1993 35333.90 8410.40

1992 26923.50 5142.00

1991 21781.50 3113.70

1990 18667.80 1675.50

1989 16992.30 1949.50

1988 15042.80 2984.20

1987 12058.60 1783.40

1986 10275.20 1259.20

1985 9016.00 1807.90

1984 7208.10 1245.40

1983 5962.70 639.30

1982 5323.40 431.80

1981 4891.60 346.00

1980 4545.60 483.00

1979 4062.60 417.40

1978 3645.20 443.30

1977 3201.90 258.20

1976 2943.70 -53.60

1975 2997.30 207.40

1974 2789.90 69.00

1973 2720.90 202.80

1972 2518.10 91.70

1971 2426.40 173.70

1970 2252.70 314.80

1969 1937.90 214.80

1968 1723.10 -50.80

1967 1773.90 -94.10

1966 1868.00 151.90

1965 1716.10 262.10

1964 1454.00 220.70

1963 1233.30 84.00

1962 1149.30 -70.70

1961 1220.00 -237.00

1960 1457.00 18.00

1959 1439.00 132.00

1958 1307.00 239.00

1957 1068.00 40.00

1956 1028.00 118.00

1955 910.00 51.00

1954 859.00 35.00

1953 824.00 145.00

1952 679.00 0.00

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韦森近日在深圳召开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再次重申他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的观点──县级政府间的竞争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会上，还有不少国内和国际的华人学者对张五常教授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证明。 这一观点的基本论证理路是：1989年之后，中央迅速把经济权力下放到县级政府，导致县与县之间在发展经济上进行激烈竞争。每一个县政府，都像一家公司，为了地方的GDP快速增长，拼命招商引资。投资者向当地政府购地建厂，卖地收益的四分之三归县，四分之一上缴。厂建成投产后，增值税四分之一留县，四分之三上缴国库。张五常教授认为，这种中国独特的租税合约分成制，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导致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发展经济积极性。他同时认为，这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并自信这是他的一个天才理论发现。 在之前发表的一篇“ ”的专栏文章中，笔者已经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均把GDP增速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行政绩效的一个主要指标，确实在中国各地之间形成了一种政府间经济绩效的竞争机制。在这种“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各级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经济建设，招商引资，大搞开发区，并且大搞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结果，中国的各级和各地政府，均成了当地最大的“经济发展总公司”。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这显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张五常教授“分成合约理论”的县级竞争说。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还是回到现实中，仔细观察和思考一下到底是谁在推动各地乃至每一个县的经济增长的？从形式看，县政府作为本地的一个建设者，它要盖大楼、建广场、修马路、设公园、搞绿化以及兴建各种新的公共设施，这无疑是各地GDP快速增长的一个贡献因素。但是，这种政府投资和建设项目显然不是各地GDP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与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实体部门和制造业的增长一样，过去20多年来，那些GDP快速增长的县，首先且主要是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尤其是那些与出口直接相关的制造业的快速增长。除个别矿产、旅游胜地和边境贸易县之外，这几乎没有例外。 如果过去30年中国各县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实体部门和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所造成的话，那么，到底是谁来做实业、做出口，开厂雇工招人生产产品？显然不是县政府本身，而是地方政府竞争中引来各类企业和企业家，包括外资（包括港台资本）、外省和外地企业家，以及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崛起的一些本地企业家。“商”和“资”是“招”来的，是“引”来的，不是来自国外，就是来自国内其它地方。现在从某个地方搬来了这里，不去那里，在整个经济总量的汇总中，应该差异不大，差异也只是开办的新厂的生产和销售。那么，这能解释全部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么？显然不是县级竞争模型所能全部解释得了的。即使是自己在本地自发成长起来的企业，也不在他的租税分成制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型中，那又怎么用这种合约分成的理论程式来解释整个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 当然，必须看到，自1989年实行分权制改革以来，县级竞争无疑是中国经济这些年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那些“百强县”，恐怕更是如此。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这一事实，也有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按照张五常教授的合约分成制解释理路，现有的县级财政体制安排只能是各地制造业快速发展的一个促进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倒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引进了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制，加上我们赶上了中国加入WTO后的全球化浪潮，才导致我们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和企业集团迅速崛起。由此来看，县级竞争的租税分成制合约安排，最多是提供了一个“笼子”，一个“窝”，至多是一个温度“孵化器”，而它本身既不是“鸟”，也不是“蛋”，更不是那种能无中生有的孕生经济奇迹的“魔瓶”。由此来看，即使县级租税合约分成制的理论模型是多么天才的理论发现，最多只是部分解释了中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县快速增长的“体制环境”原因，而根本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 第二，要看到，尽管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内陆的一些百强县等经济发达地区对这些年中国的GDP快速增长有贡献，但是，在过去30年中，相对于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来说，县级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出口业和基建还只是贡献了很小的一部分，而过去中国GDP总量的扩张主要还是来自上海、深圳、北京、天津、广州、重庆、青岛、大连、南京、杭州等等一些超大城市的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城市基建等快速发展，以及港口、机场、高速公路、高铁、通讯、电网、矿山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资和兴建，这些才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和构成部分，而不是一些县级经济。这也不是张五常教授的县级租税分成制的合约理论所能涵盖和解释的。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