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一边折腾、一边琢磨
来源：辛庄课堂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西安记忆”题记
八十年代是解放思想的时代，西安的文化界走在了时代的潮头，扮演了某种重要旗手引领者的角色。文学界以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为代表的陕军东征；电影界以吴天明张艺谋芦苇为代表的西部现象；音乐界赵季平的民族风、经济学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以秦晖王子今辛德勇为代表的史学新锐、以及王富仁等等学术大家都是八十年代从西安成长、出发。
这种区域城市引领一个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西安现象，并非个别。佛罗伦萨之于文艺复兴，海德堡、布达佩斯这些区域城市都曾领风气之先。
我退休之后，组织了同道好友以阐释“西安现象”为主旨，写了一批文章，维迎以“西安记忆”为题，推荐首发于《辛庄课堂》。
王军
我这三十多年的活人硬是应了这句话“不消停！”一边折腾，一边琢磨。
一
考进西北大学
对我而言，1977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这一年，高考恢复了，我的人生也随之而改变。
因我叔叔是文革前的浙大毕业生，我很早就知道上大学很好，也很重要。只不过在1977年恢复之前，高考停止了11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大学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所以，突然听到马上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意识到上大学跟自己是有关的，我就立即开始备考。
因为家庭环境的熏陶以及父亲的工作的缘故——家族里前面好几代人都有教书的和读书人，我父亲也擅长写字、画画、写文章——我从十四五岁开始就一直在读书，家庭教育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因此在备考期间，我没有觉得特别吃力。唯一难受的是夏天太热了，看书时浑身湿透，为了凉快，我接来凉水，把脚泡在里面，同时还把冷水泡过的湿毛巾顶在头上。
我备考的重点是数学。当时没有老师，也没有教材。我母亲从同事那找来了蜡板刻印的资料，我就用这些资料来复习。
之后上了大学才知道，我们这拨人，高考时觉得最难的就是数学。我们班上，数学最差的高考只有七八分，我考了32分。但是我们文科考得非常好，平均分达到了要求，所以被西北大学录取。
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四川大学哲学系，其次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结果被录取到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后来我们专业变成了经济管理学院。班上好多同学，比如张维迎、魏杰、刘世锦等，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西安记忆|张维迎：来到西安，告别西安点击蓝字阅读文章）
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因为高考恢复，许多人都做出了新的人生选择。由于我姐姐去农村插队了，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可以不插队。那一年我刚好高中毕业，家里给我联系了工作，到母亲单位的子弟学校教书。大概是因为我读过大量的政治、历史、哲学类的书，可能是让我教这些。
为什么我会读这些书？在我十四五岁时，社会、家庭等各方面条件允许读的书，首先就是马列的书，比如《资本论》《马恩选集》《列宁选集》，以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等。
当然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共产党宣言》。当时有个说法，“毛主席说《共产党宣言》要看100遍”，我就反复地看，一些重要的段落我都能背诵了。
那个时候年纪小，很多东西看不太懂，不太理解。看书时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于是又去看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书，看古典哲学，比如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费尔巴哈、培根等人的书。虽然很多都看得半懂不懂，但毕竟有了一些逻辑思维的训练，这为我上大学之后的学习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当时正批儒评法，中华书局出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一些古籍，这些古籍可以在西安的古旧书店买。买书需要介绍信。我从十四五岁开始，一直到十八岁上大学之前，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着父亲单位的介绍信去古旧书店买点书回来。
我对历史感兴趣，看了《三国演义》，很佩服诸葛亮，于是又找来《三国志》《诸葛亮集》看。之后我很想要一套《史记》，想让父亲买。一开始父亲不给我买，我就借来《史记》自己去抄，像使“苦肉计”一样，最后他花了10块钱给我买了一套《史记》。前一阵我翻出这套书看，当时买书的发票还夹在书中。1975年，买这套书花了10块钱，也不算便宜。父亲买《史记》时，还搭了一套《汉书》。为了读这些书，我又学习文言文，之后就养成了习惯，看一些文言文的书以及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张维迎：汉武帝不认同司马迁点击蓝字阅读文章）
此外，我父亲一直在单位负责政治和宣传工作，他们那儿有不少图书和资料，有些书我也可以经常拿来看。
因为考上了大学，就没有去家里联系的子弟学校工作，转而进入西北大学，开始了4年的大学生涯。
由于之前看书打下的基础，读大学的时候，我对政治经济学非常有兴趣。尤其是学到货币、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等等这些概念时，都觉得挺熟悉，很有意思。我们的老师，比如系主任何炼成老师，讲课又都特别棒，让我们能够比较舒服地就学会了教材内容。
大学这4年，对我来说其实特别重要。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学习，我也参与了许多课外实践。
其实，在进入西北大学之前，读高中那几年，尤其是高中后半段，我就已经有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虽然那时候年纪很小，十七八岁，但是受大环境以及所读书籍的影响，我一边学习，一边琢磨一些很大的事儿。比如，我当时觉得，中美苏三国的关系，就跟魏蜀吴三国一样。大概是在1976年的冬天，我把自己有限的三国知识和对中美苏三国关系的看法结合到一起，写成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自己的文章应该被更多人看到，就想把它印出来。我知道家附近的幼儿园住着一个老先生，他家里有刻蜡板的钢板。过年前，在一个大雪天，我跑到他家借钢板，我说了半天，最后他同意把钢板借给我，还说，“印好了你也给我一份”。没想到，当我去还钢板时才知道，他竟然病死在大年初一。
过年的时候，我就在家刻蜡板，把这篇文章印出来之后到处散发，还找通信地址，寄给了好些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当时把文章寄给了北大研究世界史的周一良教授。没想到，过了四五年之后，我快要到北京读研究生时，居然收到了周教授的一封回信。
他是唯一回信鼓励我的。收到回信之后，我就想着要带着这封信去北京找周教授。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因为很多原因，也没有见到他。不过我也知道了，在给我回信之前，他曾遭受过一些挫折。文革期间他参与了“梁效”写作班子，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受到批判，被关押审查。
此外，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也把我介绍给西北大学的一位梁老师。我带着自己的文章去找梁老师，请他点评。梁老师也给了我很多鼓励，说“你年纪这么小，能写成这样，很好。以后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没想到的是，考入西北大学之后发现，梁老师竟然是我们系的老师，教我们经济史。我感觉特别高兴，听讲也更加认真。梁老师给我们讲的近代经济史，尤其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的经济史的一些内容，我现在都还有印象。
除了折腾这些事，上大学之前，我一边看书，一边想参与到社会上的事里，对社会的变化、对社会上的一些事和一些重要的人也特别有兴趣。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没过多久，学校开展学工学农，我跟班主任提出来，我不上学了。班主任问我打算干什么。我说，“除了学工学农，我要去闯天下，要去游历，去见那些最牛逼的人。”
班主任很开明，也理解我们，说，“那你去吧，我不算你旷课”。
1976年夏天，我就跟一个小伙伴一起去了上海。当时上海有很多工人写作班子，有不少讨论理论的杂志，比如《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当然，上海也出了很多文革期间很红的人，比如张春桥、王洪文、朱永嘉，等等。到上海之后，我们专门去参观了一大会址。
回来之后，继续社会调查。我又去了我姐姐插队的农村，在农村找知青，向他们请教，跟他们一起观察农村社会。
在我姐插队的那个村里碰到一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和很多陕西的农村一样，那个村子中间有一条大路，路两边都是房子。村头还有几棵树，树周围有一块空地，是一个可以聚集扎堆的地方。有一天，我在路边走，看到一位父亲在追打儿子。儿子跑得快，父亲撵不上，就在后边骂，“狗日的，你给我站下。早知道是这样，就不要你这个怂娃了。”那个小孩特别有意思，一听到这话，立即停下来，回过头说，“你阿达（关中方言，哪里的意思）是为了要娃，你是为了馋和（关中方言，快活的意思）”。小孩的意思是，“你当年要我也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做爱，快活，所以我也不感恩。”
我当时听了觉得特别乐，之后我一直想这个事：生命的过程，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父母“创造”了这个孩子，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孩子诞生，肯定是被动的，但最后成为了一个社会人，又是主动的。所以，主动和被动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非常有意思。
从农村回来，又在我们院里看到了一次父亲打儿子。这位父亲是个当兵的，在院里撵着孩子到处跑，他一边追还一边喊，“狗日的，你给我站住。别跑了，你就是跑到台湾，我也要把台湾解放了。”
虽然那个时候总是听到“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但是台湾在我的印象中，是十分遥远的地方。听了这个父亲的话，就觉得他要撵上儿子并打他一顿的决心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候，我也想不到，二十多年之后自己居然会跑到台湾去做房地产。
这些观察、体验，都刺激着我去思考，也刺激我着想要更深入地去了解社会，然后参与到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
我们中学附近有一个叫景龙池的地方。我一个同学还曾带着我去胡同里见过一个“神人”。这个“神人”曾经是国民党军医，在那个年代，“出身不好”的他当然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不过，我们去找他，他也不烦，还给我们讲历史，讲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他讲的历史，跟我从别处听到的很不一样。于是我开始知道，历史不是那么简单地由一个人说的，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历史，而且历史有不同的侧面。
由于有这些铺垫，1977年考入大学之后，我一边上课、学习，一边读历史，延续此前的社会实践活动。当时特别想折腾，想通过折腾来实现自己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我觉得那是自己的使命。
所以在上大学以后，我也参与了一些事情。
我们在1978年4月份入学，1982年元月毕业。这几年，正好赶上了时代转变的大潮，从社会层面讲，这几年中最重要的事，实际上是思想的解放与启蒙。
1978年5月开始，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后，就逐步开始了改革。
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和思想都开始松动。要知道，在1976年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77年以前，社会都是管得非常严的。所有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工作也都是在公家单位，也是一样的，所有的事都被管在一个特别狭隘的空间里。大家几乎都一样，也不敢想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思想百分之百是一致的，说的话词是一致的，书也只能看那几种书，马列的、毛主席的，以及因批儒评法而被允许看的一部分古籍，还要批判地看，其它的都没有。
1978年以后，各方面都开始松动了，社会上出现了“伤痕文学”，也就是一些反思、批判文革，反映文革期间人被压抑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典型的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话剧，叫《于无声处》。
大家开始把文革期间的这些压抑、不满、痛苦全都宣泄出来。后来我知道，苏联文学界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一批被称为“解冻文学”的作品。
大家开始要求检讨文革，然后希望思想解放，想找到未来的方向。
当然，这种思想的解放与启蒙，先声都在北京。
西北大学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学生中，有很多北京知青。比如我们班上，大概有八九个北京知青。他们基本上都是十四五岁时从北京来到陕西（主要是陕北的延安等地）插队，恢复高考之后又考到西北大学。
这些北京知青跟北京的联系很密切，于是北京出现的思想解放与启蒙作品，很快就通过他们传到了西北大学。
所以虽然西北大学在西安，那时候我也没去过北京，但我通过这些同学，很快就了解到了这些作品。当时北岛、芒克等创办的诗刊《今天》传播很广。虽然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但是学校有报刊亭和一些展板，大家就在报亭或者展板上贴《今天》杂志里的诗歌，主要是一些朦胧诗，贴星星画展的一些作品，那儿的东西也会传到我们学校。总之，当时发生在北京的这些事，在我们学校都有机会了解。
这些变化不断地激发着我，我也开始思考这些事，思考未来我应该怎么样参与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于是，在上课以外，我更积极地参与到学校里的、社会上的一些活动中。
那个时候全国的大学生都在办学生刊物，每个系都在办自己的，我们系的刊物叫《经济初学》，中文系的刊物叫《希望》。
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办杂志。杂志的内容主要是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我的很多同学年龄都比我大，他们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就结合自己的社会实践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写一些文章，然后我们自己刻蜡板印刷、刊发。我也参与到《经济初学》的写稿、编辑当中，得到了非常大的锻炼。
当时北大经济系、武大经济系等也都有自己的刊物。而且，全国高校的经济系还出现了一个杂志团队的联络。
我印象中，武大经济系的杂志上有朱玲发表的文章，北大经济系的杂志是刘伟等人在办，北大经济系当时在读的还有石小敏、吴稼祥等，我们就跟他们都通过交换杂志有过联系。
跟这个事相关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我们学习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这些内容以外，我们开始知道了西方经济学。但当时几乎没有西方经济学的书，我们就想办法去找。有一段时间，我对计量经济学很有兴趣，后来找到一本丁伯根的书，我就去借来读。
我们学习小组的组长叫毕昆，是一名北京知青。我跟他说，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们应该把它印出来卖，没准还能卖出去。最后，我们用油印的方法把这本书印出来，然后再卖，好像还赚了一千多块钱。
可见，那个时候大家对知识是如饥似渴的。同时，我们也不是只闷头看书，也会去做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再晚一些，就有了胡代光、厉以宁编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介绍了很多内容。
在大学期间，最激发我去思考的，其实还是我的同学们，特别是这些北京知青同学。每个同学我都非常好奇。他们年纪都比我大，最年长的一位比我大十四五岁。
当时很有意思，一个班，体育课分成三拨人，分开上。一拨是25岁以下的男生，像我、张维迎，都是25岁以下的，我们一伙。一拨是25岁以上的男生。女生是另外一拨。我们也不太明白为什么男生要以25岁为界分成两拨。
我记得刚开学报到注册的时候，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同学穿着破棉袄，腰里扎个绳。人家跟他要钱，他说，“要啥钱，我他妈命都快没了，还要钱？”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我当时还纳闷，他怎么这样说话。
之后他又解释，说自己是插队知青，确实没有钱。而且之前有一次延河发大水，他遇到了洪水，差点就没命了，现在一无所有。
后来我跟他熟了，才知道他是北京丰台人，按照他们家的条件，他是可以不去插队当知青的，但是他自己很积极，追求先进，要听毛主席的话，主动要求插队。《人民日报》采访他，他说了一大篇豪言壮语，成了优秀的典型。
他叫田丰，他是真的愿意深入农村，和农民打成一片。他插队到延安之后，就跟当地生产队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我去延安的农村，都是他帮我联系，带着我去。（张维迎：同学田丰点击蓝字阅读文章）
很有意思的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成为了万通的员工，最后在广西万通，一直到现在还在那。
还有一个同学，我们学习小组的组长，毕昆。
他在十四岁的时候，扒拉煤的火车，从北京一路到了西安，然后到了延安宜君县插队。插队期间，他也是一边干活一边看书。
高考的时候，他数学不太好，但是文科考得非常好。我们熟悉之后，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插队的生活。他说之所以在插队的时候还能坚持看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去插队的北京知青之间有这样一个氛围，大家互相借书看。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事，除了聊天就是看书。
这让我感觉到，他们其实是把城市的文明、知识带到了农村，有没有传播给农民，我不知道，但至少他们自己是带着的。这让我觉得，一个人身上如果具有某种文明的痕迹、知识的记忆，不论走到哪，其实都是不会磨灭的。所以，恢复高考之后，他们就很快就都考出来了。
我们班上还有一个女同学，叫杜郁，也是我们学习小组的，她也是北京知青。她跟我们讲，当时她在延河饭店当服务员，延河发大水时她在三楼，河水都快到窗户了，这时候，一个知青游过延河把她救过来。这个知青姓沈，也参加了高考，考上了西安交大。后来，这个知青成了她的老公。
那时候我们十八九岁，还是小屁孩。听大姐讲这个故事，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爱情故事。
总而言之，通过这些北京知青，我了解到了很多过去认为那个时代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不管是思想解放与启蒙的那些事，还是插队的事，农村的事，都对我思考社会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因为我很早就开始读马列的书籍，加上我对中国历史、党史，以及社会的变化都有一定的了解，我也很希望能积极进步，于是，入学不久我就提交了入党申请。
提交入党申请之后，有三名同学来帮我入党。
我们班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副书记叫刘宗昌，他负责跟我谈话。因为政审要了解家庭背景，所以我们俩谈了很多次话。记得有一次，我们围着操场走了好几圈。按照入党流程，入党之前，他要对我进行思想教育，给我讲党的章程，党的使命。
一开始，魏杰是我的入党联络人，但是在二年级的时候，他考上研究生直接读研去了。他读研之后，就是毕昆跟我联系，所以他也会时不时跟我谈话。毕昆还是我们学习小组的组长。最后，由刘宗昌和毕昆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正式介绍我入党。1979年7月，我就正式入党了。
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作为学生党员，在系里第一个入了党；积极地参与到很多课外活动当中；同时，思想、眼界、对社会的理解，也开始变得更加多样，更加丰富，也更加深透，看到了社会的不同面，感受到思想的解放就如同冰雪消融一般畅快。那时候，感觉自己之前像是呆在一个不见阳光的房间，突然把窗户打开之后，阳光进来了，空气进来了，外面的虫鸣鸟叫、风声雨声人声，都进来了，于是就活泛起来。随着这样一个活泛劲，我就下决心，大学毕业以后要考研究生，要去北京。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