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程对文学的影响（社会文化对工程的影响）
本文目录一览：
- 1、宋代优礼儒士，重视文化教育对文学有何影响
- 2、举例说明80年代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 3、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
- 4、文化视角对文学史写作有什么影响？
- 5、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 6、《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该著作对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
宋代优礼儒士，重视文化教育对文学有何影响
北宋巩固中央集权，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劝诸大将“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上层官僚地主广置田园，过着沉迷于歌台舞榭的生活。又优待文臣，除俸钱禄米外，又有职钱和职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又广开科举，宋初进士，依唐旧制，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放进士几500人，比旧制多20倍（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宋的疆域小于唐，“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费疏》）。这也使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有更多的可能进入仕途，可以过着酣歌曼舞的生活。这跟宋朝的经济发展有关。宋初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增加农户。农业有了发展，工商业更得到空前的发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武林旧事》记南渡后临安（浙江杭州）的盛况。宋代都市的繁荣，造成广大的市民阶层。歌楼舞榭，盛极一时，“瓦子”中表演技艺的场所空前繁荣。这都是宋代词和话本发展的重要条件。
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让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对地主阶级士子采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既尊朝廷，又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变为罗织之经”（《四库全书总目》），适应宋朝的加强思想控制，跟着产生“正统”理论。司马光论正统，称“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通鉴》魏纪黄初二年），强调思想统一，宋代道学家又提出“道统”，在散文创作上又有“文统”的说法。道统、文统都推本于韩愈。这又成为宋代的古文革新运动的社会背景。
宋代文学中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愤慨国势削弱，外族侵凌，怀抱破敌立功的壮志的，早在苏舜钦的诗里，就有《庆州败》一类的诗。稍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陆游、辛弃疾等多数作家的大量作品里，更充满着爱国忧国之情。而到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等作家的诗文里，这种感情就更加强烈。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学所没有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感染着后来的读者，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特色。
词这种体裁，从唐末到五代，配合燕乐，作为歌楼舞馆的唱辞，所谓“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欧阳炯《花间集序》），用翠羽轻绡来比，指出当时的词，风格和语言要求轻靡。又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同前），写柔靡的恋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连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楼舞榭中都在唱词，这种轻靡和绮丽的词盛极一时。北宋晁补之说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李清照称词“别是一家”（《论词》），除了词要合乐外，主要指词的内容和风格都与诗不同。到了苏轼手里，以诗为词，到了辛弃疾手里，以文为词，打破了词和诗文的界线，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从而使词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随着都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壮大，适应市民需要的各种娱乐活动纷纷兴起。周密《武林旧事》称临安有瓦子23处，最大的一处有勾栏十三个。其中“说话”的，以小说、讲史最受人欢迎。吴自牧《梦梁录》称小说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迹变泰等类。还有“讲史书”，讲历代史传战争兴废之事。说话的底本称话本。说话在唐代已经出现，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的话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为话本的主角。话本由说话人用当时的口语和浅近的文言词语来讲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刻画人物，运用性格化的语言，胜于过去文言小说里记述的语言。
北宋提倡古文，继承韩愈《原道》的道统说。韩愈论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开提倡古文，他在《应责》里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里隐约含有道统、文统的意味，但柳开讲的道没有新义，且所作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而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运动，所讲的道，不限于以儒家的仁义为道，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认为应从关心百事中求道；用音乐作比，不仅要知道“八音、五声、六代之曲”，还要懂得“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书梅圣俞稿后》），即要有所自得。这是他扩大了对道的认识。韩愈的古文，有提倡“文从字顺”的一面，又有主张“沉浸浓郁”、追求词藻、用险难字的一面。欧阳修的古文，避难取易，力求平易畅达，开一代风气，加上追随者的响应，就使宋代散文的发展不同于唐代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欧阳修的散文不取韩愈的散文奇险浓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诗文革新运动时期的诗，却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又有取于他的炼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诗以风神情韵为主，宋代革新时期的诗人，要求有自己的风貌，发展以议论为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曹学佺《宋诗选序》）。在命意新上，宋诗人创作了富有理趣的诗，构成了宋诗的特色。宋人“以才学为诗”，用古典成语来表达情意，成为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个特点。这样，宋代的诗文具有不同于唐代诗文的独特风貌。
宋代加强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尝下诏禁文体浮艳。议者谓是时馆中作《宣曲》诗，‘或谓颇指宫掖’”，“赖天子爱才士，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昆酬唱集》）唐朝人写诗来讽刺本朝史事、时事都没有事。杨亿、刘筠等在被信任时，写了“颇指宫掖”的诗，就被诏书借“文体浮艳”为名而加禁止。夏竦罢枢密使，范仲淹等执政，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歌颂进贤去佞，孙复说：“子祸始于此矣！”由此招来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后差一点被发棺，并使石介子弟受连累，很久羁管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诗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点，即被逮捕下狱，几乎被处死，世称“乌台诗案”。宋代表面上对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宽大，在思想上则注意控制，当是宋诗在讽喻兴寄上较唐诗逊色的原因。从此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就编织成一张“文网”，历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这张网愈收愈紧，终于发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规模迫害。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著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举例说明80年代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
1、促进东西方文学的融合与交流，打破隔离坚冰，共同发展和繁荣世界文化（学）；
2、发展本民族文学，有利于文学的创新与发展；
3、丰富文学内容，提供更广大的文学发展空间。
4、透过文化的交流，可以吸收他人文化的优点，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二者的相互交流可以产生新的文化。
5、增信释疑，加强合作。复兴东方文化，创造亚洲世纪。亚洲世纪正在初步展现，但它的内涵应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
文化视角对文学史写作有什么影响？
文学本位是微观角度，史学思维是历史角度，文化视角是宏观角度。一般都是从文学本身来写。从文化角度也许更有趣。
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这个仅供参考吧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股股的“西洋风”也开始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不仅汉语里多了很多的音译词，例如“摩登”，“可乐”等等。过西洋节也成了卷过上下所追逐的时尚风气，就拿眼下的圣诞节来说，各家店铺把小店装饰的五彩斑斓，各种搞促销活动接踵而至，各大高校呢，就开始准备各式各样精彩的活动，情侣们纷纷上街，学生们欢天喜地。这些现象通通都反映了西方文化强大的渗透力。那么西洋文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向中国开始渗透的呢？它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呢？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热衷于过西洋节呢？下文我们来分析一下。
其实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的影响在汉代就开始了，当时的罗马帝国就与中国的东汉王朝开始了交往，这种交往的途径就是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以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就更加的频繁，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的传入，当时***在中国称作“景教”，教徒一度发展到数十万人，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渗透。但到了唐朝晚期，军阀混战，***在中国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没落。第二次渗透，是元朝。当时因为蒙古帝国的影响力，大批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可波罗，他的《东方闻见录》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成为西方垂涎的伊甸园从此开始。第三次渗透是在明末清初，时值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并开始向中国推广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及先进理念，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等，可惜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人所传达的东西，中国继续沉眠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等到了第四次渗透，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了，中国开始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四次的渗透初期仍是外国人通过传教向中国人灌输西方的宗教哲学经济政治思想，但到了后期，一批批爱国青年成为了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主力军。第五次大规模渗透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深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开始喝可乐了，中国人开始关注好莱坞了，中国人喜欢上NBA了，中国人爱上过洋节了，中国人的水平要用英语来衡量了，可见，第五次渗透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前四次的渗透，因为，它已经彻彻底底的征服了这个民族。
[ 转自铁血社区 ]
那么西方文化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呢?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的就征服了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我认为有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自身的原因，二才是外部文化的原因。为什么说我们自身的原因是第一位呢。我们还是要从历史方面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分化为三个派别，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激进派，一个是中间派。保守派主张一成不变，继续走老路子；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中间派则认为单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就能强国御侮。一开始中间派掌权，开始推行所谓的“洋务运动”，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中间派不足以改变中国现状。于是激进派开始上台，发动了所谓的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逐渐唾弃。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阶段，特别是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尤为严重。由于长期对传统文化及传统节日的轻视，使中国人普遍存在文化上的精神空缺及文化满足上的空虚。恰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那种多样性及多彩性，弥补了中国人长期压抑的文化需求，所以普遍被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所接受，并迅速扩展开来。从西方文化自身的原因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非常讲究的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给中世纪昏暗的文化注入了多姿多彩，优雅的元素，于是诞生了莎士比亚，达芬奇等一大批天才文艺作者。并且西方文化宗教气氛浓厚，所以又给西方文化披上了一层神圣神秘的外衣。这些原因都给严重缺乏文化寄托的中国人强大的新鲜感。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造就了中国目前洋文化流行的局面。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这股越来越激烈的“洋流”呢？有些人认为应该全盘抵制洋文化，去年不是有十几个名牌高校的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么,就是全盘抵制的具体表现。一些国家就非常的注重自己的本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有很强的抵制情绪，比如法国，法国人对于英语的渗透伤透了脑筋，并且经常制造一些法语词汇来取代英语的单词。但是大部分人对洋文化的涌入还是抱着理解宽容的态度。中华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在不断融合中产生的文化，所以文化的包容性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举个例子，外国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少有国家境内流行着数种宗教而不发生冲突。中国就不一样，境内有佛教，***教，道教，并且教派也不是单一的，就拿佛教来说，既有禅宗又有密宗，但中国就没有出现教派冲突。还有，中国人信仰也有很大的包容性，即信菩萨又信神仙，信仰的杂糅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西游记》里道教神仙系统与佛教神仙系统的交流。这在外国的文学作品里是极其少见的。所以包容性使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所以我认为，面对滚滚而来的洋流，我们应该包容接受，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自己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在保存传统文化和对待西洋文化上，日本人就做的非常好，因此我们应该像日本学习如何保护本国的传统文化。近些年来，韩国利用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将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申报为韩国的文化遗产，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所以我们在接受洋文化时不能舍本逐末，让我们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我们手里旁落他家。振兴民族文化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所在。
20世纪西方文学对于以往文化和文学的压缩以及对于未来文化和文学的开拓 ,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作出了现代性文学与文化模式的参照。 2 0世纪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性品质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造 ,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古典审美观念的改造。延伸至 2 0世纪后期 ,西方对于文学的文化性困惑和思考 ,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了富于整体性的和反思性的启示。文学单一的历史倾向和文学单一的文化品质在现代文化语境中遭到破坏 ,它将使人们从文化的整体角度来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以思考 2 0世纪中国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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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文学到历史的重叠
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思考，引出了中国文学和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现代性本身相对于传统性而言，但它意味着很多悖论，它既有内在因素，又有外在因素，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是现代的，又是古典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研究、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改写，它经过了专门性和职业性以及不同人文精神的过滤，被中国文学作品模仿后而再次被改写。西方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可能完全被加以改写。这种对现代性的改写产生了中国文学自己的现代性，如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与先锋历史小说的中国式追求和古典化内容描写。直接作为文化因素介入中国文学、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外国文学，与被模仿而改写的外国文学作品，都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影响，而它们自己又是这种文化历史的一种表现。
现代性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凝缩的人类形象、久远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性并不是与历史和传统完全割裂、孤独地突然产生的，它是将人类几千年的追求压缩在一个特定时空中而爆发出来的。现代性在20世纪才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古典时代，中国社会并没有西方那种几百年的前现代时期，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形象的刺激下才产生的。西方文学的现代性行程，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行程，它使中国文学避免了无谓的错误代价，并缩短了时间行程，同时在空间上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扩张性变异。西方文学在20世纪对于以往文学的压缩和对于未来文学的开拓，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模式作出了现代性的参照，使中国文学不必花费过多代价就获取了对自己有益的经验。20世纪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情境，使中国文学有了获取外国文学和文化经验的可能和机遇，进而转换为一种历史动力，反过来又在历史中发挥人的本质性作用，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和中国历史的跨越。
我们可在中国20世纪的整个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历史转变、艺术转变、人性变异和文化寻求中，发现西方文学不断出现的身影，尤其在20世纪晚期愈益见出它的浓重。20世纪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性品质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造，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古典审美观念的改造。前一方面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言志载道性质相一致，在这种变化中传达西方文明的信息是主要的，后一方面则与中国古典文学性质不相一致，它展示了一种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纯粹的艺术审美化诗学观念，而非中国古典的人伦政治化诗学观念。
受到外国文学直接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端，紧密地与中国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变化、中国文化思想、中国国民灵魂结合在一起，并诞生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功利化文学传统。西方文学在中国最早的出现，追随着鸦片战争的烟云飘来。20世纪初，在中国最早、最多介绍的，是批判现实主义。邓世昌和官兵们的身影，随着北洋水师的铁甲舰轰然沉没在黄海的滔滔巨浪中时，人们企盼着坚硬的铁甲舰和沉雄的大炮轰鸣来护卫国门，但那时这一切都没有，于是出现了文化救国的声音。中国古典士人认识到，甲午海战的失败，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失败，更主要的是文化的失败，于是他们主动打破文化封闭和文化自恋情绪，企图改革，于是出现了近代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戊戌维新的失败，使中国文化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救国，首先要用文化救人的灵魂和品质，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便产生了中国第一篇模仿西方人性声音的白话小说，郭沫若摧毁旧世界和旧灵魂的自焚烈火，开创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代诗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外国文学的直接影响。中国文学的主流发展始终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动形影相随，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中随时能够择取那些对于中国现实最需要、与中国社会具有最直接现实关系的外国文学作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中，针对文革期间对人性的摧残和破坏，强烈凸现的是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有大量偏重于人道主义的外国作品被重新介绍或强调。
这说明，中国的人性精神从20世纪初鲁迅的作品呼唤西方人性精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能与西方人性精神产生应和。这种人性精神的被唤起和主要表现，都由文学作为主体来完成，或者转移为中国文学作品，或者由西方文学作品直接表达。这种文学中的人性现象的转换和流程，表明了西方文学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隐性动力之一。
那种追求纯粹艺术审美化立场的外国文学思潮和作品，则从另一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现代性行程。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没有西方这种艺术哲学的影响，没有大批对于这种审美立场的接受、思考、追随、实施和改变者，便没有中国的真正文学和文化现代化行程，也不会使大批中国人的生存观念和艺术欣赏趣味同时得到改变。
二、纯粹审美身影的呼唤
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对中国已有文学、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绝对对抗和排斥，而是让中国现实与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产生交流和对话，以融入并影响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进程，使中国文学在历史以及自身的现代性中得到解放，由载道言志的单一文化审美意识而变换出文学审美独立性和艺术自主性的倾向。
中国文学一开始就确立了一种载道传统的文化审美意识，没有西方那种寻求艺术自立和以纯粹的艺术内容来寻求审美境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学的所有重要作品，除了极个别的作家，如屈原、李白的部分作品外，几乎全部是以其文化内容来确立其审美境界的。这种中国古典的文化审美立场迫使中国文学的主流传统只能在有限的艺术空间加以变化。中国古典文学家，首先是一个古典文化人，应具有忧国忧民的使命情怀，而不是独立艺术化的审美情怀。中国古典文人的文化与艺术一体化品质的独特，在于涉及到世俗权力问题，即报国救民就要出将入相，千古风流。而这与西方的传统又不一致，西方的艺术家，自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现代，一直就是相对独立的，他可以不涉及权力体制而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艺术创造者。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传统和文人品质，限制了中国文学的再创造可能。因此，中国文学始终以诗歌为主要文学样式，诗歌便于士大夫及时述怀咏志，并且由于文人与权力体制的密切关系，古典文人随时因官位的升贬而使命运沉浮，诗歌也便于表达这种生命情怀和生存境遇的变化。中国古典文学一直以诗歌为主体，“天不变，道亦不变”，文学的载道言志本质不变，但在一次次诗歌变体的转换中进行不同的表现：诗经楚辞、汉魏诗赋、唐诗宋词、散曲杂剧，每种诗体都将一种形式推向绝对成熟后，便封锁了自己继续发展的道路，使后人对这种诗体再也无法逾越，不得不寻求诗体的再一次变化，多种文学形式的出现，尤其是小说的出现，是明清以后的事，并且不能作为主流文学登堂入室，文人士大夫视为正宗文学作品的，仍是诗歌。严格地讲，郭沫若开创的现代诗风，仍然延续着这样一种传统，古典诗词的形式变成了白话诗的形式是其最大的变化，而其以文化立审美意境的诗歌意识，仍然具有古典性质。
文学形式的流变或不变，标志了一种文学审美观念的变化。西方文学，一方面主流文学对于文学样式的采用并没有绝对的惟一性，在其文学发展的流程中，不断地变化出多种形式，如古希腊戏剧和神话、史诗、骑士抒情诗、市民小说等；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并没有绝对的成熟性，因而总在不断的丰富和变化中，形成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并存甚至狂欢化的局面。
正是西方审美观念的影响，带动了中国文学在现、当代的根本变化。对于文学来说，如果东西方人类文化与历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具有相似性，那么最重要的区别和特性便体现在文学的审美传统和形式上。因此，西方文学如果和西方其他文化成果一样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那么最重要的不在于西方文学携带的思想信息，而在于其对于中国文学形式和审美观念的改变。当然，文学的形式与内容是一体化的，也正因为这样，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对于中国人审美需求的影响，才真正影响到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进程，并进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进程。这正是文学作为艺术的特性，它可能是先使人得到艺术享受和审美接受，然后才进一步进行精神提升和灵魂飞越。究竟艺术品的形式和内容哪个先影响了人们，这可能是艺术心理学永远说不清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和美学表现，是其对人产生影响的根本所在，也是其在人类历史中享有特殊文化存在的理由。因此，实际上，西方文学作品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它不但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实际生存行为，而且通过对中国文学的改变，对中国人美学和艺术观念的改变，再次转移为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潜在资源。
20世纪20年代，李金发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和印象派绘画以及文艺复兴浪漫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写出了具有浓烈象征主义气息的诗，这些诗与当时中国诗坛以现实为诗的风气形成了对抗，它追求生命的审美表现和理想境界，追求在艺术形式上十分精致的、纯粹的抒情表现。接下来的徐志摩、戴望舒的现代诗派和后来的“九叶诗人”，也都具有这种倾向。这种追求艺术和生命的纯粹审美统一的倾向，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先锋小说中得到了一次爆发。先锋小说家们受到当代西方注重形式和审美的作家的启示和鼓舞，追求一种形式主义小说，力图使灵魂提升、理想追求和生命现实同时在小说中变成一种浪漫化和审美化的实现。
从李金发的象征诗对中国审美原则的冲击，到先锋小说将西方审美原则在小说中毫无顾忌地加以实现，标志了西方文学对于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生存观念的同时改变。审美观念从根本上讲与生命观念是一体化的，文学作品是生命的艺术实现和灵魂的美学提升。当具有西方文学明显影响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时，美学观念已转换为生命观念在大众媒介中得到一次验证。大批的中国百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真正从审美和生命观念上去接受这样一些电影，但这些电影中流露出来的明显的西方生命意识和社会意识，例如弗洛依德主义在《菊豆》中的表演，还是和西方的生存观念与文明态度产生了具有普遍性可能的应合。
三、文化性文学形象的诉说
20世纪后期西方对文学的文化性困惑和思考，对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赋以了整体性和反思性的启示。文学单一的历史倾向和文学单一的文化品质在现代文化语境中遭到破坏，将涉及到文学的基本历史倾向和文学表现的基本品质与文化的关系。
由于20世纪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爆破性的突进、延伸和扩展，历史文明产生难以预见的深度和边缘化连接，整个人类文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或个别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和个子系统区别开来，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扩张，形成了文化性文学的种种解释和趋向。产生于这样语境中的西方文学，具有文化的丰富性和延展性。由于文化性文学的形成，西方文学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由意义追问的单向性转换为多向性，但都集中于对人的生命、生存和境遇进行文化性追问，而不是进行单纯的历史性或思想史式的追问。这种文学的文化性思考和解释，必然影响到中国文学和文化。
当我们不孤立地看待中国文学、文化和社会的理代性时，便自然会发现它是处于一个自我系统和庞大文化结构中。中国文化、历史过程中的外国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都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和文化结构之中。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当然也是在中国历史的现代性和人类文化的现代性之中。
文学的文化性，可以从文学内部来反观整个文化形象，也可以从文学与其他文化样式、艺术样式的关系中去考察文学的意义。从文化层面提倡多元、互动、整体的文学，对于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具有一种宏观性的历史作用，它将使人们从文化的整体角度来接受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思考20世纪中国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文化形象，思考和发现21世纪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要求与可能，思考和发展人类文化整体的历史性过程，反观文化对文学的种种影响和作用。
从文化性文学视角看，一个时代的文学座落于文化之中，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有区别的整体，各个被区别的部分之间会相互对话、交错、渗透，但一个时代的文学更注重的是文学与其他文化部落的联系。整个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整体，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断代景观已经形成了影响，融渗于20世纪中国文化中，而不仅仅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如今中国的世俗文化、精英文化意识和生命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西方文学作品所带来的文化精神，一点一滴地渗入并传递到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和文化观念中，例如，鲁迅最早以小说表现的启蒙精神与世纪晚期的某些文学作品人文精神的高扬、20年代张资平对于爱欲与文明冲突的书写与林白等对个人爱欲转化为生命感觉的书写，最早都发生于西方文学作品，而中国人慢慢已适应了这样一种生命观念和它的文学书写。
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文化和社会，从最初对现实直接施加的外在影响，到后来对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结构的内在影响；从单独的文学评价，到成批成套的文本译介；从零星的作品研究，到对文学流派和思潮的研究，再到对不同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介绍与引进，终于在20世纪晚期形成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庞大笼罩和战略性影响，使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转换成一种文化性整体控制、多元互动的关系。西方文学引发的文化性文学将文学置放于宏大的文化结构整体中，来观察和激发文学的文化作用，但其根本基点仍在于文学本身独自的各种特性上，如果忽视文学本身的特性，便无法真正激励文学的文化作用。
文学的文化作用来源于西方现代文学研究中所产生的各种文化方法，也产生于现代西方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追寻。所谓文化性文学，主要由两方面意义构成：一是对于文学意义的文化阐释和文学主题自身意义的文化性。本质上，文学的文化性意义，是古典性文学主题的文化性扩充和延展。对于文学意义的阐释，则是古典式欧洲阐释方法的丰富、扩大和变异，尤其是多种文化方法所产生的文学作品意义的悖论性和边缘性，形成了20世纪晚期外国文学的奇异景观，在中国则要加以中国传统的阐释方法和概念。二是多种文化方法的刺激，产生了文学的新方法，新艺术特征和新表现空间，这些新文学样品往往是反传统的，它们的主要意义对于人类来说，也许不在于经典性的文学丰富，而是启示性的文学丰富，例如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画面式手法，博尔赫斯的迷宫式手法、托马斯·品钦的片断性手法、库尔特·冯尼格特的科幻式手法等等，而电子技术对于文学作品的影响不论正面和负面都是难以预料的。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该著作对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该著作对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四库全书》是在皇帝的亲自组织下编撰而成，该书共有三种版本。文津阁本，有36275册。文津阁本1920年清点时为36275册，1928年清点时为36300册，（含25册简目），解放后清点文津阁本实为3503种，7933卷，36304册（含简目录17册）。三次清点数目不一，或许过去清点有误。
文渊阁本：有36078册。文渊阁本据据嘉庆6年（公元1801年）《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二（文渊阁图说）记载：原藏书35990册，另有总目和考证227册。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文渊阁藏书全部散失。后由藏书家丁丙、丁申弟兄搜集购回9062册。此后丁氏兄弟又发起补抄，残篇配挑选得891种，全书补抄2174种，连同原抄本尚存全抄者331种，共计3396种，34769册。
光绪后，文渊阁本即归浙江图书馆收藏。民国时期浙江又前后发起过“乙卯补炒之役（1915年——1922年）”和“葵亥补炒之役（1923年—1926年）”1926年补炒结束后，文渊阁本已达3459种，36278册，超过原藏书35990册，解放后又购回原抄本若干册。文溯阁本，有36318册。文溯阁本据《钦定盛京通志》记载文溯阁共藏书36000册。文溯阁本于1914年运至北京，1925年又运回沈阳，查点时发现经部有损。1926年—1927年间依据文渊阁本补抄，当时总数为36318册。1966年文溯阁本移交甘肃省图书馆，据1979年10月甘肃省图书馆资料统计，“该书至今完整无缺，计3578种，36315册”所谓无缺，实际上较之当初已经少了3册，原因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