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经济结构深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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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介绍一下我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具体措施？
（1） 调整三个层次产业之间的经济结构关系： 巩固和加强第一产业，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优化工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2）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同时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
（3） 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城市化水平，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4）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各种所有制参与国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是什么会议提出的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而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之所以排在最前面，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10.6%到2019年的6.1%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所谓的经济增长主要指一国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量的扩大，表现为GDP总量或人均量的增加。
拓展资料：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
结构调整将带来阵痛，一是原产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如其能力是否胜任新产业的要求，会否影响就业并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问题；二是资源问题，如产业结构转变会否影响原有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资源是得到优化还是被浪费等问题；三是竞争力问题，如结构调整后能否在市场上继续存活等问题。只有闯过这些困难，在过渡期间减少或化解损失带来的阵痛，优化到位的结构将成为发展的新引擎。在以上背景下，投资应以防御为主，等待转机。
三期叠加既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也说明了在新常态下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要逐步完成的目标。其中，要全面地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效果，要求宏观政策要有稳定性和连贯性。要顺利地实现结构调整，要求党和政府加速推进一些更加深层次的改革，采取更加灵活的市场化政策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要稳定地实现速度换挡，要求中国经济逐步摆脱高增长依赖症，社会政策要真正发挥托底的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有哪些措施
1、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实供给基础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威廉·配第的这一论述，第一次从经济的角度，概括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人口既是需求基础，也是供给基础。就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决策而言，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实供给基础的关键，是奠定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发展进步基础的关键。
2、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释放供给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激励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供给，释放供给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的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功能。
2015年以来，我国城镇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去库存化和“后土地财政”的压力和挑战，农村则开始进入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试点阶段，推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长期滞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进。
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为主。
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为主。2002—2008年进入以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新时期。
当前，我国金融正处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阶段，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从国内来看，金融作为最重要的要素市场之一，由于改革不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4、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供给空间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但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素红利渐行渐远，投资驱动风光不再。
“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5、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促进供给质量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对世界历史横、纵两个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内涵与制度质量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绩效最重要的因素
6、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推进配套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还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即为其中之一。
扩展资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根本不是一回事。
它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既包括改善商品和服务供给又包括改善体制机制和制度供给，强调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归根结底是要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我国近期宏观经济政策
整体来看，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将呈现如下三大特点：
其一，政策更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基础上，增加了“可持续性”，意味着政策目标将兼顾短期和长期的结合，更着眼于跨周期政策设计和调节。
其二，强调政策不急转弯，意味着一方面会转弯，政策会继续边际收紧；另一方面，不会急转弯。前期为经济恢复和内需扩大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将随时根据实际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相机抉择、灵活调整，保持相对平稳和有序的退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避免出现信用过度、过快收缩所导致的“踩踏”事件以及不良资产过快反弹。针对小微企业的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已确定将延期。
其三：强调把握好时度效，意味着政策将更加精准有效，注重观察时机、力度、效果。
一、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疫情冲击导致总需求显著降低，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财政政策成为2020年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回顾2020年，财政政策在总量积极扩张的主基调下，注重平衡增长与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格局，着力民生支出，调整产业布局，结构性特征明显。
展望2021年，基于经济复苏与财政平衡考虑，预期积极财政力度有望趋缓，财政政策或回归常态。从表述上看，2019年强调“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疫情以来则变为“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而目前则重回疫情前的提质增效，又新加了“更可持续”的提法，这是跨周期调节的具体体现。同时，去掉了“积极有为”及“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意味着财政赤字和专项债规模应会有所下降。
具体而言，总量上，经济复苏下“稳杠杆”重新成为政策重心，2020年特殊情境下采取的超常规融资将有序退出。预计抗疫特别国债大概率退场，不再安排发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适当缩减，或在3-3.5万亿；减税降费的规模保持平稳、不再增加；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能适当降低至3-3.5%，广义赤字率或从2020年的10%以上降至2021年的8%以内。而支出方面，基于“十四五”规划“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预期2021年在上述广义财政收支目标下，基建投资有望实现4%左右增长。
结构上，财政政策作为传统结构性政策，担负着“十四五”开好局的重要任务，从年度部署来看，主要任务从“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变为“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预期财政政策将进行更多结构性安排，比如，在科技创新方面，优化科技类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强化财政贴息等措施；在产业升级方面，加大“两新一重”领域投资，引导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在消费方面，加大民生支出力度，保障就业民生，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二、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在跨周期调节框架下，货币政策从传统总量政策向“结构性”和“审慎性”转变，同时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回顾2020年，跨周期特点贯穿货币政策全年动向。
展望2021年，伴随经济逐步复苏，尤其是一季度在低基数效应下经济或现两位数增长，预期货币政策将回归稳态，表现为总体中性、结构优化的政策导向。具体而言，总量上，经济持续复苏为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提供空间，超常规政策或有序退场，比如，2021年到期的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中，用于抗疫和复工复产的8000亿元大概率退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11-12%）同名义经济增速（10-11%）基本匹配”，对比10月以来央行提出的“货币供应应和基于潜在产出的名义增速相匹配”略超预期，这预示着2021年社融增速和M2目标增速的收缩幅度会低于此前市场一致预期。但另一方面，作为传统总量政策，货币政策仍承担重要的逆周期调节任务，中期来看，货币政策将基于经济复苏进程，提升逆周期调节能力，适时进行政策微调，总体维持货币中性。
结构上，2021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预期货币政策将更加突出结构性特征，全面深化市场化利率改革，强化影子银行监管，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优化资源在区域、产业、周期上的配置，助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此外，“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延续的是10月以来央行一贯说法，预计2021年科技、小微、绿色贷款会有较大的政策扶持；相反，房地产贷款则继续受到抑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未提及，说明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有所下降，银行让利亦将暂时告一段落。
三、监管政策：严监管态势延续，防风险侧重点凸显
当前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叠加经济下行期因素，银行业传统金融服务受限，监管政策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两新一重”等重点领域金融服务，持续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特别是当前房地产作为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监管将持续严控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受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前三季度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1.73万亿元，同比多处置3414亿元，新提取贷款损失准备1.5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疫情带来的金融风险存在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特别是小微企业不良资产上升压力较大。
2021年，预计监管政策将持续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动态平衡，不断增强政策措施针对性、有效性，持续引导银行业做实资产质量分类，备足抵御风险“弹药”，加大不良处置力度，同时要严控增量风险。资金面宽松背景下市场乱象易反弹回潮，一些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以新面目卷土重来，未来监管部门将会健全统计监测，持之以恒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聚焦突出问题和风险点，对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设立“禁区”，坚决防止影子银行回潮和结构复杂产品死灰复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