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往香港澳门的煤炭是真的吗（香港用煤炭吗）

本文目录一览：

• 1、已久的疑问：日本真的把咱国家的煤炭运回去埋海里么
• 2、出口香港和澳门也需要报关吗？香港和澳门不也是中国的行政区划吗？
• 3、霍英东,谁了解的 ?
• 4、经常听说日本人买了中国的煤炭去填海，这是真的吗
• 5、外蒙贷款买车拉煤的真实性？有个朋友听说从外蒙向国内拉煤蒙古那的公司可以贷款每趟给好几千

已久的疑问：日本真的把咱国家的煤炭运回去埋海里么

总的来说，中国没有成为日本的主要能源提供国，核心问题还在一个“钱”字。对于中国来说，自身能源消耗巨大，做出口还不如搞内销赚钱；对于日本来说，与同是工业大国的中国抢资源代价也高，还不如多花点运费向中东和澳洲购买来得划算。所以长期以来，日本的石油90%以上来自中东，煤炭5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除了澳大利亚，印尼、加拿大、美国也是日本进口煤炭的主要来源，如果日本海里真的藏着煤炭，那么这些煤炭也是“姓澳”、“姓美”的多，“姓中”的少。

出口香港和澳门也需要报关吗？香港和澳门不也是中国的行政区划吗？

出口香港澳门都要报关，但报关分两种，一种是快件报关，也就是你的货无单证，不需要退税，那就可以走快件报关，这是香港海关及国内海关为了简化快件通关手续的一种，就一整车货全是快递件的就用份报关单来申报。另一种就需要单证的，也就是一般贸易报关，可以退税。准备的资料为：装箱单 发票 合同 报关单 报关委托书 。需要商检及外包装是原木的还需要提供商检证及熏蒸证明等。

霍英东,谁了解的 ?

霍英东传奇一生

苦难的童年

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祖父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家境已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水上人家生命毫无保障。霍英东的两个哥哥就在一次台风中沉船丧生，一个5岁，一个7岁。他的母亲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风浪中翻船淹死。大约是在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年仅40多岁。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岛上。

父亲去世以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母亲是一位顽强、刻苦、勤奋的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这驳运生意就是与外海的货轮接洽，代它们把货物用小舢舨运到岸上来。当时接运的主要货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没有驳船，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然后分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母亲又豁达得体，多数的货主和舢舨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孤儿寡母，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自己目不识丁，但希望自己的儿女知书识墨。大约在霍英东6岁那年，便由别人背着去拜师启蒙。接着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那是免费的，他家住在船上，随处漂泊，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放学后连船也不易寻找。到第三班时，转入敦梅小学。这间小学是要收费的，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但仅招收30人。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还是考上了，而且在录取的名字中，第一个便是他。后来，他又转读皇仁书院。书院的学制是倒过来从第八班开始的，相当于初中一年级。那时，书院的第八班，共招三个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数是经过老师、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不足10人。应考时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东也是第一个被录取了。

霍英东在校读书很是勤奋，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脸红。”在皇仁书院，零英东算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业之外，他还广泛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如《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当艰辛的，因为皇仁书院学费很高。为了省下一点钱，霍英东常常不坐电车，花半个钟头急步上学。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课外活动便是踢球，大概因为他当时身体比较瘦弱，想炼出一副强健的体格。不过，他不敢踢得太久，总是匆匆地踢三几十分钟便急着跑回家，因为要回去帮助妈妈记帐和送发票。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紧张生活，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头昏眼花，甚至神经衰弱。不过，这对于我又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使我后来走出社会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工作多么繁忙，自己也不怎样畏惧，倒是能够从容对付。”

霍英东在皇仁书院读到第三班，算来这已是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预科。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霍英东的学业也被迫结束了。

在香港沦陷的日子

日军占领香港时，霍英东母亲和人合伙购置的“兴和”小火轮给日军征用了，生活没着落，他也失学了。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初时靠摆卖家里的衣服杂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着他到轮船上去做火夫。轮船是烧煤的，他做铲煤工，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那时他才18岁。

霍英东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干了9个月，在老板裁员时给解雇了。

不久，霍英东花了10元日本旧军票，托人介绍到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霍英东虽然当过火夫，但还是干不了这种要求极严的重活。接着又有人叫他转到风炮铆钉处，霍英东抡起那吧吧直叫的风炮，震得双手一直打抖。于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军队扩建启德机场，征集大量劳工，霍英东经在机场里做事的朋友介绍，进了机场当苦力。工钱是每天七毫半，因粮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给六两米，扣去二毫，实得五毫半。机场在九龙，早上七点半上班，要提早两个小时出门。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两小时，每天都干得筋疲力尽。

那时，他很想学一门技术，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这样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学什么呢？有一次，他提着50加仑重的汽油桶，因为力气不足，压伤了指头。有一个好心的主管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不如干别的工作，霍英东便趁机提出学开汽车，主管竟然答应了。

霍英东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学到技术可以返内地开汽车，离开沦陷的香港了。但那时的人很保守，不愿教。学师的照例要先干一两年杂务，然后才学技艺。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师傅如何操作，这叫做“偷师”。每当师傅察觉到，便立刻借故支开他，叫他拆电池。当时轿车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货车，晚上停放在机场上。一天，下午5时多了，车已停好，霍英东洗车时，看见有辆车的车匙仍留在那里。他便爬上去，把火打着试开汽车。但刚巧停车时车轮歪斜着，汽车启动撞到另一部车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顿，这份工也丢了。

不久，霍英东进了太古糖厂，在化验室工作。他做惯粗工，笨手笨脚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学点技术，常常弄出点事。一次，和另一学师仔用硫酸学制氢气，并用火点燃，氢气将空气中的氧气混合，轰隆一声巨响炸开了，他满脸玻璃碎片。糖厂的人以为是炸弹爆炸，结果又被厂方辞退了。

日本占领香港时，全港实行米粮配给，他又到仓库去干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环货仓处上班。初时以为秤大米不难，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在这边过磅，仓库在那边验收，还要赶火车运往新界。一批苦力扛着米包排长龙，等着过磅，要称准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仓库又不肯收，手脚稍为慢些，排队等候的苦力就紧催，这份差事也难干下去。

1942年，母亲倾其所有，连金链也卖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湾仔鹅颈街开了间杂货店，取名叫“有如”。其实本意名为“有和”，但登记办证时写得太潦草，误写为“有如”，也就将错就错。

这家杂货店由霍英东管理，每天早上六时多开店，洗漱刚毕，顾客便陆续蜂拥而来。有时一下子来十多人，都要招呼妥当，站在路边兜揽住，免得顾客跑到别档去。一个顾客往往要买几样以至十多样，什么蒜头、豆豉、咸菜、咸鱼等等。他拿着秤，手势要快、要靓，不然，顾客便不满意，说给少了。在机场干活虽然吃力，但不必动脑，在杂货店里却整天要料理这样那样。就是吃顿饭也不得安宁，得站着吃，随时准备招呼顾客。

到了晚上10时，伙计纷纷放工逛街，霍英东还得留在店里煮酱料、添甜醋，调制酱油。日军占领时期，样样都缺，都得自己制作。深夜12时了，还要封盖好一切杂物。店内老鼠横行，什么都咬，蚝豉、发菜……样样都要收拾好，才能离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个小时也偷闲不得。

在这段日子里，霍英东起早贪黑，奔波劳碌，但“那是经营生意的好训练。”由于他细心精明的经营，杂货店的生意日渐兴隆。这段生活，对霍英东是很好的磨炼，他从中获得经营管理的良好训练，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处事方法。

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但杂货店的工作毕竟是太繁杂、太劳累了。1945年战争结束，万物更新，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运输业自然急需发展。霍英东和他母亲都看准了这个时机，毅然把杂货店顶给别人，得了7000元，决心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

那时摆在霍英东面前的，有两条出路：一是平平稳稳的路，也有过这样的机会。他曾申请到太古洋行，当个文员，已被复信接纳，月薪300港元，这在当时还过得去。文员生涯，“朝九晚五”养妻育儿，只要不出大差错，论资升职，可保生活安定。另一条是坎坷的路：暂时帮母亲搞运输，再寻求别的机遇。这虽前途叵测，但他不甘平淡，终于选择了后者。

帮母亲做驳运生意，霍英东管帐，没有工资，但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母亲全包起。家庭环境仍很艰难，但总算比过去好一些了。要强好胜的霍英东自然不以此满足。他认为，看准和抓住时机找到出路是极其重要的。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就是处理战后大量物资和沉船。他非常注意宪报上关于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及时标购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价的舢板、海军的机器等，然后迅速转卖出去。由于他缺乏资金，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海军机器，并且以18000元中标。他兴高采烈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想不到母亲断然拒绝。霍英东借贷无门，眼看到手的一笔大买卖落空了。人急智生，霍英东找到一位工厂老板，商量租借其仓库存放机器，老板看了机器，同意租仓；霍英东看老板对机器很欣赏，提出可以卖给老板，老板开口愿出4万元，霍英东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间，霍英东净赚22000元。这是他在拍卖剩余物资的数年内赚的一笔大数。回忆这段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确是很好的机遇，如果那时我有足够的资金，就可多赚几大笔了。

东沙岛冒险

1948年，霍英东25岁，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有一天，他听人说：东沙岛一带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制造胃药的原料，何贤在澳门有间公司收购，每磅1美元。霍英东听了，很想试一试。但未出过远海，又缺乏航海知识，母亲也极力反对，他却下定决心，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刚投标购进的机帆船入股，折价3万元，加上其他人投资，筹得10万元。他在香港长洲招了渔民80人，给了些安家费，连同船员，共90余人出发。

那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出海执照须由广东省建设厅签发。由于未办好出海手续，船到三门关，被海关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锚、救生艇等，海关说是货物，都要扣留。90多人困在船上，滞留了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都吃光了。后来转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风浪。所招渔民，多是海陆丰人，汕尾是他们的老家，许多人不告而别，纷纷散走。霍英东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经过一番周折，才终于启航出海。

他们终于到达了东沙岛。船一靠岸，顾不得远航疲劳，霍英东立刻带领船员搬运物资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贮存海人草的仓库。能够顺利到达东沙，这对霍英东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登上的不是什么“金山”。而是“地狱”。

打捞海人草，不像在陆地割草那么轻松。这种海藻生长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丛中，他们缺少必要的潜水工具，只自制了潜水眼镜，在水底能看见海人草，每个人吸上一口气潜下去，没采到多少海藻就急着浮上水面，靠着船舷喘气了。有时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会被割破，还得随时防备鲨鱼的攻击呢！这样浮上潜下的，翻腾扑登了一天，一个人也采不了半筐海人草。

当地天气酷热，太阳从早上5点钟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气温高达40℃以上，岛上没遮没挡，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的皮肤发疼。海滩被阳光晒得银白一片，眼睛也难以睁开。每人只有戴着黑色眼镜才能活动。在海上采捞海人草时，连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晒。每人只穿着一条三角裤，不出几天，就晒脱了皮。

有一次，霍英东他们从海上运海人草回来，突然狂风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坏了，掌舵的也不敢驾驶，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风浪漂泊。从白天到黑夜，风没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见远方电筒亮了一下，霍英东知道那里就是东沙岛，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他和船员把正船舵，向着小岛驶去。这时风浪已经减弱，他们才脱离了险境。原来那灯光是一位伙计拿着手电筒到海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被狂风刮走了没有。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一闪的救人之光，我们早就沉到海里喂鲨鱼了。”

岛上食用也非常困难，来时带的咸鱼、咸菜不多，原以为可以钓鱼，以鱼作肴，但海上全是大鱼，不到两天，钓丝全给咬断了。每天只吃白饭，饭量特别大。但带去的粮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后，就处于半饥饿状态。捱上一个月，许多人脸浮脚肿。

全岛能供饮用的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咸半淡，平时水深仅半尺。除了用来煮饭和饮用，只能用少许洗脸嗽口。谁想冲个凉，只好等待老天下雨了。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极少。从海上采捞回来，个个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没有淡水冲洗，实在难耐。更苦烟源断绝，船员们烟瘾发作，只好到垃圾堆里寻找那些早已沤得发霉发臭的烟头，捡来用水泡浸、晒干，再放到锅里炒一下，用纸一卷，聊胜于无。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也没见大陆的补给船到来。船员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散伙了。

霍英东后来只好雇用一批台湾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也能捱得下去。最终靠着这一群特别能够吃苦的人，继续支撑了。霍英东在这个荒岛整整熬了六个月。

经管后勤事务的人，只列进帐，没有出帐，海人草陆续卖掉以后，说是仅够各种开支，一分钱也没有赚到。苦熬半年一场空，霍英东那时心情懊恼，但他认为这段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东沙岛的日日夜夜，不管处于怎样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决心和勇气去克服。

开拓房地产业新天地

香港光复时，人口才50万，以后陆续增加到100万。人口剧增，住房严重不足，加上工商业勃兴，形成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霍英东审时度势，认定香港房地产业势必大有发展。早在1953年初，他已开始经营房产业，成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

那时英国、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产商都是整幢房屋出售的，由一个公司拥有整幢地产楼宇，非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因而房屋不易脱手。过去美国华侨喜欢在九龙深水bu一带购置物业，作为祖业传给子孙收租。从买地、规划、建楼，以至收租，资金周转期很长。霍英东当时是向银行贷款建楼的，要付一分多利息，如果建成了才卖，人家不买，利息承担不起，自己只好“跳楼”。他于是一改过去的作法，将房地产工业化，兴建住宅、写字楼、商场综合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这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在当时确是个大突破，此法大受买家欢迎。

当时引导买主察看楼宇的人都是有名的“负气佬”，他们对卖主很不耐烦，因为反复带人上高层楼宇介绍房舍情况，一天不知上下多少次，又往往十居其九生意斟不成，徒劳往返。霍英东有鉴于此，编印了小册子，对楼宇情况以及有关出售楼宇新措施广为宣传，便于买家了解，这在当时也是创举，收到良好效果。

霍英东精打细算，他算过一笔帐：那时租楼要交顶手费，一般一个单元7000元。一座楼如果以六层计，位置高，价钱可便宜些，一个单元才卖1．4万元，登广告预售，第一期交费7000元，余下7000元，每月缴交不到300元，两年可还清，与租屋无异。但买方却获得一个单元住房，是很合算的。所以广告一出，楼花很快便卖光了，其实楼房尚未开工。从建楼来说，比如建筑费需100万元，首期预付10％，只须先付10万元，以后在施工中分期付一定款数。楼房可卖二三百万元，净赚一二百万元。先收售价一半，这建楼费用早就解决了，资金周转很快。他收足定款后才动工，是万无一失的。但买方仍觉便宜，还是抢着买。往往认购之后，转手卖出，也有利可图。有人早上购个铺位，下午转手卖出便赚了钱。这说明房地产业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把人们手上的钱都吸引到房地产业上来。

他首先买入使馆大厦，卖了280万元，赚得不少。以后陆续兴建的楼宇，他带头“卖楼花”，一时地产商纷纷效尤，成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经营特色。“卖楼花”加速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地产商易于筹措资金。那时一哄而起，全港都疯狂了似的，许多人卷进房地产业的旋风里。从1955年到1965年10年间，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

香港楼房过去一般不超过四五层。1955年香港政府修订建筑条例，准许建高层，房地产业发展更加迅速。当时香港政府一个星期拍卖12幅地，连续拍卖3年。在这期间，霍英东建起了全港第一座最高的17层大厦，随后几年，大厦遍布港九。在他名下的60多间公司，大都经营房地产生意。他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该会拥有会员300多名，经营香港7成以上房地产生意。目前香港许多富豪，大都是经营房地产发迹的。他的革新措施把香港房地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就在当时他已预见到房地产业将有更大发展，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目标，目前在香港，这个目标已逐步实现了。他现在仍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永久名誉会长。

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尺。这些工厂迁厂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8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搬到荃湾，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

那时大家都争地盘。霍英东拆建利园山旧楼，收购了部分渣甸仓，牛奶公司货仓；海军船坞开投，他也投了标，这都是为了找地盘，建楼房。香港政府还开山填海卖地，他也承办开山填海工程。

房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工业发展，也推动了旅游、商业、饮食业，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使整个香港繁荣起来。

50年代以前，银行是不轻易贷款的，不收存款。汇丰银行早期就不收存款，要经有名望的人介绍才能开户。许多人士的产业，不是早已存足楼款的，而是把所购楼宇按捣（抵押）给银行，向银行贷款购买。楼宇按揭贷款当时便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香港金融也随之日益活跃。

现在回头看来，霍英东当时采取的经营房地产业的新措施，在香港经济发展中确是重大突破。它不但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从挖海沙到承包工程

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建筑材料业，目光远大的霍英东，早已放眼于海底沙。掏沙能填海造地，挖深海床，又能取得建筑业所需大量海沙。但掏沙费工多，沙价又贱，盈利少，当时很多人都不愿经营。

挖海沙，初时干这行确也相当艰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费工又多。每逢煤炭船到，挖沙的工人都运煤去了，就找不到工人。及后每年招标，由几十只帆船承包，3元多一立方码。船主先借一年工钱，往往一次扣不完，尚有余欠，他又要求再借，预支款总还不清。明年招标，又不能不再包给他，因此获利不多。

过了一段时间，不愿守旧的霍英东试图改革，他花7000元港币从海军船坞买来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及后进一步改用机船掏沙，派人到欧洲重金订购了一批先进的掏沙机船，以后又亲自到泰国，向泰国政府港监，以港币130多万元购买了一艘大挖沙船，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挖取海沙2000吨，自动卸入船舱。此外，他还捷足先登，通过投标，承包海沙供应，自此掏沙业迅速发展，开创了挖海沙的新局面。

为了扩充设备，增强实力，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从前只有外资吞并中国人的产业，这回却是全港最早由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产业。他还收购了荷兰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从事填海造地，承包国际性的招标工程。

过去香港的大建筑工程都是给外国公司承包的，香港建机场，法国公司中标承建。1947年到1948年兴建中国银行，也是英国建筑公司承办。初时霍英东承办建筑工程，有人说，你们不是工程师，又未学会计，肯定办不好。但他却成功地承建了不少工程，从未遭受失败，有的还是难度很大的重大工程，开创了中国建筑公司承办重大工程的先例。

最艰巨的工程，是承建世界上第一次设计的海湾水库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淡水湖的第一期工程是由法国公司承包的。

由于亏蚀，承办了第一期，就甩手不干了。霍英东承建的是水库第二期工程，为水坝加高，那是当时全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开投时，日本十多家公司合投一票，但计价比霍英东高出一倍。

这项工程技术要求甚高。水库工程已不简单，何况是在海湾建水库，每项工程要求都很严格。先拦坝抽干海水，坝外面为石，石上要铺五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铺放时容易冲歪，如何铺好，技术上难度很大，但他终于成功了。在承建许多工程后，霍英东对此更有信心了。

除此之外，他承包过上百个项目。做过填海工程，也建过码头、避风港，铺过海底煤气管道以及海底排污管道。

他也建造过水翼船。收购太平岛船厂后，他买了一只瑞士制的水翼船，并按其设计制造。烧焊时须将船体翻转，才利于操作。船体很大，如何翻转，很多工程师都感到为难。他们却有土办法，给船体安装上大木轮，即可翻转。

雄心勃勃的霍英东还把填海开港的事业向东南亚各国开拓，汶莱开港，槟城填海等工程也是他承包的。他开办的“有荣公司”连续在不少港口城市兴业，与国际上20多家公司竞争，往往稳操胜券。

把目光转向大陆

70年代在霍英东的生活历程中，是个重大转折。他的经济事业已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时便把目光转向大陆。他一向热爱香港，热爱祖国，坚信中国人的才智甚高，勤奋有为，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渴望祖国繁荣富强，并愿为振兴中华尽力。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谈不上经济建设，他只好从体育事业着手，支持祖国尽早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地位，使中国体育健儿能登上世界体坛，一显身手，藉此振奋民心，推动祖国体育事业发展。

这与他从小爱好体育、特别是爱好足球运动有关。霍英东说：“孩童时，我便恋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入皇仁书院读书时他爱踢小足球，但功课很紧，练脚时间不多。日军侵占香港，根本没有机会打球。光复后生活迫人，体育锻炼基本停止。从东沙岛回来，身体很糟。1954年开始从事房地产业，工作更紧张，每天仅睡三四小时，只剩102镑。这时他才警觉到要认真锻炼体魄，决意每天定时参加举重、游泳、网球、足球等项活动。

60年代前期，霍英东经常下场参加足球比赛。他组织的有荣小足球队和卓然队，在港澳地区是支劲旅，每年比赛近300场，连续10年风雨不改。他自己就是这支球队的中锋，而且颇有名气，因此香港足球团体都拥他为“大哥”。他经常身先士卒，带领年轻队友冲锋陷阵；在他43岁时第一次参加甲组联赛，首场比赛中他竟打进三球，一时传为佳话。他的足球队，每年活动经费都在100万港元以上，他也乐于支付。同时，他十分爱护球队的每一个球员。他打网球也相当出色，1972年至1977年间，曾六度获得香港网球公开赛双打冠军。他还参加过在英国温布尔登的老将双打比赛，虽然未获胜利，但却是第一个在温布尔登参加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

正因为与体育有这样的渊源，70年代霍英东的爱国心就倾注于协助祖国体育事业冲向世界。他认为在国际竞技场上夺取金牌至关重要，是国家威力的体现。争取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从而参与各项赛事，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个紧迫问题。但当时外有反华势力作梗，内有“左”的干扰，要解决这一紧迫问题，曲折颇多，阻力甚大。1974年霍英东曾邀请国际足联会长和秘书长到北京，官方竟无人出面接待。晚上9时，外宾抵达北京饭店宴会厅，大厅冷冷清清，仅霍英东与其长子震霆迎接。住房也安排在一般外宾住的中楼，不安排到贵宾住的东楼。霍英东处此尴尬境地，既迷惑不解，又无可奈何，只好多方解释。

尽管遭受这番挫折，霍英东仍然满腔热情，继续抓紧一切机会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而奔走。同年，当他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赴伊朗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会议时，便立意先从亚洲足球协会打开缺口，争取我国加入这一组织。

当时联合国虽然已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但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保留了台湾代表席位，我国仍被排斥在外。那时候，东西德、南北朝鲜都分别同时参加国际体育组织，也都分别参与国际体育比赛。而我国情况不同，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因而均以地区参加，台湾改个名称作为地区参加还是可以的。这样办，许多国家的代表比较容易接受。

关于恢复中国在亚洲足协中合法会籍的议题，照章应在60天前提出，大会前一天足协执委经已决定，本次会议不讨论我国入会的问题。我国家体委也认为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了。尽管如此，霍英东仍抱一线希望，积极争取。他想，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两年后才再召开会议，又得拖后两年了。但按照章程议程之外的问题，均不予讨论，除非有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人数支持，作为紧急事项，提出临时动议，才能列入议程。当天午饭时，霍英东再三考虑，决定四出活动，通过这唯一途径，争取列入议程。这次首先由伊朗代表在会上提出，应让中国入会。主持会议的会长是马来西亚的东姑拉曼。此事在会上经过约一个钟头的辩论，支持动议

经常听说日本人买了中国的煤炭去填海，这是真的吗

在网上有一种说法至少流传了近10年，而且经久不衰，那就是——“日本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购买中国的煤炭，填在海里储备起来”。看到这种说法的人，几乎无不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感到愤怒，也为中国的“养虎为患”感到痛心。



除了煤炭填海，还有不少将日本神化的其它说法，如日本的自来水管/下水管/煤气管都是标准尺寸口径且有膛线，打起仗来可以直接当枪管和炮管；高速公路的护栏都是高等级铝合金，可以直接做飞机机身…

那么，这种说法究竟是否准确？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在推动其流传呢？

01、日本完全没必要煤炭填海

煤已不是战略能源

现在的战略能源是指石油，天然气、稀土，核能等新能源，煤作为主要能源是上世纪的事。而且随着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不断提高，煤在能源战略中的重要性还将下降。



煤炭占日本一次能源总供给率的18％

日本买的煤主要是用来发电和炼钢，之前在一次能源当中占的比例是18%。随着2011年大地震之后弃核电，比例才略有上升，但更多提升的是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

02、日本很难把中国的煤炭藏海里

即便日本真要往海里藏煤炭，主要来源也不会是中国

中国“地大物博”，而日本是各种资源都缺乏的岛国。两个国家之间离得又这么近，那么人们想当然的会认为，中国在资源方面“供养”着日本。但数据不支持这一说法。

以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石油为例，即便是最高峰时期，中国向日本出口的石油也只占日本总进口量的6%。中国的煤炭资源比石油资源丰富，储量排到世界第三位，按说更有条件出口给日本，但是在过去的22年里，中国出口到日本的煤炭数量只占日本总进口量的9.2%，具体数据见下图。



中国历年对日煤炭出口统计

从上图可知，中国对日煤炭出口，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趋势。90年代初之所以低，是因为中国的煤炭工业不发达；而后来之所以又变低，是因为当时中国自身的煤炭需求量越来越大。

总的来说，中国没有成为日本的主要能源提供国，核心问题还在一个“钱”字。对于中国来说，自身能源消耗巨大，做出口还不如搞内销赚钱；对于日本来说，与同是工业大国的中国抢资源代价也高，还不如多花点运费向中东和澳洲购买来得划算。

所以长期以来，日本的石油90%以上来自中东，煤炭5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除了澳大利亚，印尼、加拿大、美国也是日本进口煤炭的主要来源。如果日本海里真的藏着煤炭，那么这些煤炭也是“姓澳”、“姓美”的多，“姓中”的少。

目前来看，日本也不可能把煤炭藏在海里



日本历年国产煤炭产量及国产与进口价格差

其一，如上图，直到2002年日本最后一座煤矿关闭，日本都是自产煤炭的。即便是日本煤炭工业已经衰落的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时间里日本自产煤炭的数量也高于从中国进口的量。

你很难想象，日本为什么要一边把来自中国的煤炭埋起来，一边又要从自己的土地里挖出更多的煤。当然日本的自产煤炭数量一直在降低是事实，其原因正如上图所示——自产煤炭成本太高。

以成本计，日本早就该关闭所有本土煤矿，之所以拖了很久，是因为煤炭工业转型要有个过程，包括解决几十万煤炭工人安置的问题。

其二，把煤炭藏在海里要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防渗漏、防污染。即便这两个技术问题可以解决，那高昂的花费又如何解决？

03、发达国家都爱“窖藏”资源？

美国捂住自己的资源不开发?



中美前些年石油产量(单位：万吨)

中国和美国的石油储量分别排在世界第12和11位，美国储量是中国的1.72倍(根据BP2006年统计数据)。而如上图，美国近年的石油开采量一直高于中国，而且最近三年增幅很大。

考虑到美国已经以每年2-5亿吨的开采量挖了70多年，而中国的年开采量在前年才首次突破2亿吨，那么相比中国，美国实在“太舍得”挖了。如果美国这样也叫“捂着不开发”，那么中国大概只能叫“守财奴”了。

发达国家储备资源，但没有“储备癖”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都有战略储备，包括石油储备、粮食储备等。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当然是储备得越多越好，但是从效益的角度考虑，那就是储备得越少越好。不管是囤积资源，还是捂着不开发，都会造成效益损失——即保管费用和资源利用成本的上升。

因此，资源储备不可能是无限度的，而是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量。至于多少是合理，因不同国家的国情而论。

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认为把国内资源全捂起来、然后大量囤积资源是必要的。以日本为例，他们没有把自家的煤炭当宝贝疙瘩，石油储备也是三个月的量而不是三年的量，他们储备，但不是“储备癖”。

04、我们为何有“资源癖好”？

我们错估了资源的重要性



“西方靠殖民掠夺起家”是传统说法

中国人早就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西方是靠掠夺资源起家的，西方包括发动战争在内的国际行为都是为争夺资源。

其实举几个例子就能击破这种观念。比如长期占据世界第二、三位的经济强国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后几乎都成了一片废墟，没有任何资源优势可言，但是之后它们迅速发展，成为比战前到处掠夺时更强大的国家。

而目前世界上富裕程度和国民幸福程度居于最前列的北欧国家，如瑞典，在18世纪初就衰落成小国，根本就没有参与过近代的掠夺。

西方的国际行为都是奔着资源而去的说法，在中石油拿下伊拉克油田的开采权后，更是不攻自破了。

中了“阴谋论文学”的毒

中国图书市场上流行的一类书，就是各种“战争”，什么“石油战争”、“货币战争”之类。这类“阴谋论文学”把生硬的政经知识做艺术化处理，好看但谬之千里。



媒体也爱渲染各种“危机”，突出各种“不同视角”。比如把中东战争的实质说成是水危机，还塑造了“未来世纪是石油世纪”之类的概念。

在这两种信息的“夹击”下，中国人“中毒”很深，看什么事情都会自然而然的拐到资源这个“根子”上。什么“马岛战争的核心也是石油战争”之类的说法很多，好像全天下的事情都是围着石油转似的。

资源滥采让国人反感资源开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腾飞，对资源的需求也猛增。于是资源大开采在神州大地兴起，而这种开采走了粗放式的路子，导致环境破坏、民众受害。长此以往，国人就形成了对资源开发的“天然”反感。

说到底，是我们自己对资源过于癖好，也深受资源滥采之害。于是以己度人，便生成了日本“煤炭填海”的说法。但一定要深究起来，这谣言的来源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日本的填海造地，另一种便是日本的海岛采煤。

日本地少，多年来一直填海造地。而日本用于填海的原料是石头，建筑废料和煤渣而非煤炭。

上世纪，日本曾经拍过一部电影，说“填海船”经营者的艰辛，他们用小船将石块从远处运到填海作业场，然后让船侧翻呈几乎倾覆状态，才能将船上的石头倒进海里，因此作业危险性非常高。

大约80年代，这部电影在中国播放，很多哈日民众想不通日本为何这么做(当年谁也没想到，资本主义的地价会涨成天价，导致围海造地都是营利买卖)，围在一起瞎琢磨。所谓“日本把煤炭填在海底以备不时之需”的鬼故事，可能就这样诞生了！

不过小编觉得谣言源于海岛采煤更可信点。上世纪80年代中国记者采访伪满时期矿工时，老矿工就说自己挖出来的煤炭被运往日本填海了，应该是根据日本海岛采煤的臆想。

整个长崎外海整片都是海底煤矿，只不过只有几个岛可以开口子往下挖。煤矿的采掘面很早以前就已经在海底了，这几个岛等于就是几个巨型出入口通风竖井，海底挖煤就演变成煤放到海底了。



端岛(はしま, Hashima)是日本长崎县长崎市附属的岛屿，面积0.063平方公里。岛屿外观形似战舰，因此还被称为军舰岛(ぐんかんじま, Gunkan-jima)。



由于所有的住民于1974年离开端岛，所以岛上任何设施已无人管理，岛上的建筑物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因此，这个岛曾是禁止进入的(现在部分开放旅游)。



1890年，当地丰富的矿藏被发现后，三菱公司便从当地居民手中买下了端岛。



刚开发煤矿时的端岛

在将近一个世纪内，它都是日本的主要煤矿产区之一。三菱公司在岛上修建房舍，电影院、诊所、商场、餐馆以及酒吧等设施逐渐增加，整个建筑群通过地下通道相连。1916年日本第一座钢筋混凝土高层大厦(30号栋，7层)于端岛落成；在端岛上高层大厦设于中心，各栋大厦的底层就作商业用途。



由于该岛距长崎将近30千米，对于三菱公司来说，与其每天接送员工上下班，还不如就地修建房舍，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公寓楼一栋栋建起。



由于空间有限，建筑物纷纷向上发展，而不是向外延伸。住户们挤在狭小不堪的楼房内，只能共用厕所和厨房。之后岛上居民也逐渐增多，但并非所有端岛居民都是自愿上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强迫中国及韩国劳工在端岛采矿。



当年的强制劳工

二战以后，员工们发现岛上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诸如电视、收音机和影剧院之类的现代化奢侈品在战后得以引进。原本寸草不生的岛上开始涌出生机，员工和居民们纷纷建起了楼顶花园。



当年岛上的生活场景

1959年，岛上人口激增，在这个小小的岩岛上生活着5,259名居民 。全岛平均每公顷的人口密度为835人(居住区的人口密度为1,391人每公顷)——成为世界历史上有记录的高人口密度区之一。



当年岛上学校里妈妈和孩子做游戏

但端岛的黄金时代非常短暂。1974年1月，随着石油取代煤成为全世界首选能源，三菱公司一次性解雇了在岛上的所有员工。当年4月，岛上最后一批居民回到日本本土，端岛被永久关闭。



这座一度人烟稠密的城市，最终只留下建在板岩上的空壳。这座城市依然静静坐落在海外，像一座被遗弃的鬼岛，只有一些原来居民遗弃的野猫出没。



随便日本政府部分开放端岛，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同时日本方面已将端岛作为世界遗产地进行申报，这也引起了韩国的极大愤慨！

揭秘日本灭绝人性的地狱岛



“当时我都想跳到海中将自己淹死！”

强制劳工在端岛上忍受难以置信的折磨并被奴役。日本打算为这个充满苦难的工业废墟之岛申遗。对于曾经在那里被迫接受奴役的韩国人来说，日本的做法令人无法忍受。



▲图为当年长崎的干船坞，一艘正在兴建的战舰。战争期间共有4,700名韩国强制劳工在这奴役，149人丧命。

当Suh Jung-Woo在1942年第一次看到端岛的时候，这个14岁的少年顿时失去了所有的希望。'整个岛被高耸的水泥墙包围。站在岛上触目所及全是汪洋大海。'整个岛屿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监狱，然而事实上它就是个巨大的监狱。



Suh Jung-Woo经过长途漂泊，从长崎被遣送到端岛。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之后日本政府便开始奴役朝鲜强制劳工。当时日本工业突飞猛进，急需大量劳动力。

Suh Jung-Woo到达端岛之后被分配到了一个极小的房间，与另外7个同胞住在一起。第二天早晨他就开始了在煤矿的苦力活。他回忆道，'我们被日本监工监管，那些监工有的带着日本刀'。

不久之后Suh Jung-Woo彻底明白了，他可能永远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座岛了。'我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考虑过跳海自尽'。

今天游客代替了强制劳工

还有另一个岛——高岛，时年15岁的Yong-Am Son在好天气能够从高岛看到端岛，后来许多强制劳工称之为'地狱岛'。



已经87岁的他回忆道，那的建筑都是黑灰色的，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他当时在高岛上的煤矿上被奴役，情况一样糟糕。'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每天的指标 ，我们就会立刻被痛打。我们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如同奴隶一样被对待。'

而日本政府现在打算为高岛和端岛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以此纪念日本是第一个发展为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自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决定学习西方技术，发展日本工业。这一举措铺平了日本从封建经济体制到先进东亚工业强国的道路。

东京打算利用爱国主义让这一历史篇章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除了高岛和端岛两座煤炭岛屿之外，东京还提名了21座其他设施：包括干船坞，港口，炼钢厂等等。

所有的一切作为'日本明治时期工业革命的场所'要求被授予世界文化遗产，以便吸引游客。



今天完全被遗弃的端岛，以其独特的颓废厂房景象曾作为007系列电影《天幕危机》和日本电影《进击的巨人》的取景地，现在已经吸引了许多游客。



然而韩国政府批评日本提名的设施里面有七座曾奴役上万朝鲜人强制劳动，日本的申遗行为'伤害了幸存者'。



当年强制劳工作业时的情景

'平民劳动力'而不是'强制劳工'

然而日本声称，它申请的目的只在于纪念日本早期1850到1910年的工业化，而强制劳工完全是在1910年以后才被征用。

争吵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历史地点是否可以按照时间段来进行区分，对单独的一个时间段进行评估。

韩国方面认为：评判一个人得着眼于这个人的一生。同样，评判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不能仅评价其历史中的一段时间。而日本方面解释道，一个地点的特殊价值不应因'动员平民劳动力'而受到影响，始终回避使用'强制劳工'这一说法。



外蒙贷款买车拉煤的真实性？有个朋友听说从外蒙向国内拉煤蒙古那的公司可以贷款每趟给好几千

第一运费：策克口岸基本上每吨35元左右，距离60公里左右，每天一趟。甘其毛都口岸运费170左右，大约是200多公里，三天一趟。每车每吨煤需要给挂靠的运输公司缴纳2-5元的管理费。算下来应该是一年左右可以赚回一辆车。

这个项目是可以做的，但是首先你要搞清楚：给谁拉煤，谁给你结算运费，一般都是具有进出口资质的煤炭公司和具有国内和蒙古国两国注册的交通运输公司签订合同，然后运输公司组织车辆，运输公司可以给购车人做担保贷款手续。还款有煤炭进出口公司和运输公司结算，运输公司在分户结算给每个车主。买车前一定要考察清楚这两个公司的资质和他们之间合同的合法性。

这个项目的风险：运输公司有好几家都是外资，这种公司如果不讲信誉很难对付的，因为你的车到蒙古国去拉煤，等于的是短期出口到了蒙古国，然后进关必须由蒙古国的运输公司给你报关你才能进来，否则你的车和车上拉的煤是进不了关的。如果蒙古国的公司不给你报关，你就只能当作再次进口车辆重新缴纳关税才能把车弄回来，很不划算。蒙古人对中国人很憎恨，苏联奴役他们的时候给他们灌输很多反华的论调，所以他们对中国人是很不讲信誉的，十句话有八句不可靠，所以挂靠车辆前，你必须考虑清楚。

一般据我所知以前进口拉煤的公司车辆基本都够用，只有今年注册的两三家公司需要车辆。通常来讲买车公司是给一定补贴的，但有很多中间人不但拿了补贴，还打着团购的旗号从购车款中吃回扣。大家需要注意的。

对了那边的路都是戈壁滩压出来的路，柏油路是小车和领导走的不让大车上，所以比较费车，估计两年需要换三副轮胎，保养也需要1.5万左右，维修费用就要看你请的司机了。

基本就是这个情况。